| 梅兰芳当官 |
| 2008-02-29 作者： |
《梅兰芳十九章》(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撷取京剧大师梅兰芳艺术道路中的一些片断:青年时的脱颖而出、唱红上海、访美赴苏、担任“两院”院长……从多个侧面追忆和品评梅派艺术文化的浓厚韵味。
作者徐城北，原中国京剧院著名剧作家，一直以来专门研究梅兰芳文化。本文选自该书，有删节。
两院院长·只能有名无实
梅兰芳当过官儿么？当过，也没当过。这话怎讲？解放前成立国剧研究学会，他就和齐如山、余叔岩几位担当过学会的领导。每月都要一两次会，很多前辈出席，最后是梅兰芳请大家就近吃一顿，梅兰芳不但习惯了，因为梨园聚会经常是自己请客，同时也很乐意，能听到老先生们讲话才是最重要的，听他们说几句，时常超过自己琢磨半辈子的。其实，这个学会根本不是官方办的，因此也就算不上什么官儿。
一解放，梨园就一直“跟着走”。党发起了戏曲改革，简称“戏改”，政策集中在三点上:改戏、改制、改人。对于一般演员，重新编制了剧团，每月不拿工资，而以拿小米计算。新剧团中有新的领导，执行新的制度，这些都顺利地“过去”了。对梅兰芳，好象谁也不敢碰，因为他是最大的戏曲人物，经过的事太多，走过的路太长久也太特殊，对他究竟应该怎么办，似乎是中央的事，需要中央最高的领导发话。大约是1955年吧，梅兰芳忽然接到了“两院院长”的任命。第一个是中央戏曲研究院，这是个研究机构，同时也涉及到各个地方剧种。让当就当么。第二个是中国京剧院，让自己当这个院的院长，其实也是名誉上的。因为真想演戏，四大名旦都各自保持了一个自己的私营剧团。比如梅兰芳的，外界就简称为“梅剧团”。人员是松散的，有事即来，没事即散。也不错。其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演戏，对四位最老的演员(萧长华、姜妙香、刘连荣、王少亭)在戏曲学校都有教职，但那点收入不够，于是梅兰芳请他们进入自己的剧团，每演一场给一场的钱，再多一份收入。在北京演，每人每场四十元；到了外地，还再高些。梅兰芳对两个子女(葆玖、葆玥)，则让他们挣“分儿”。至于这样分配之后，梅剧团还能剩下多少，反正就都归梅先生自己了。今天读者听说到这一幕，或许还会觉得破坏了梅的形象。实际上，戏曲剧团古往今来就一直是这样分配的，梅兰芳此际所得到的，已经比解放前要少了许多。他自己不发话，别人也就不能为他抱不平了。
五十年代中期让梅兰芳担任的两个院长的新职，是梅兰芳没想到的，但又是不能不接受的。他挂名担任正院长，但同时又有第一副院长与诸多副院长，还有党委书记与诸多党委副书记。其中，尤其是党委书记这个职务，是解放前类似机构中所没有的。梅兰芳很仔细，他从来是“先看再干”，如果看着可行，再干不迟。如果看着就麻烦甚多，他就敬谢着往后退了，谁还能勉强梅兰芳么？再说这两个院，也是自己所不熟悉的——先说戏曲研究院，有那么多知识分子，许多人不能登台，只从古书中找资料，这么做似乎就与齐先生他们有差距了。梅兰芳能看出这一点，但不一定说出来。梅兰芳不说，别人也未必说。如果都不说，那么结局就未必合适了。再说中国京剧院，听上去名字挺“大”，但其中的人行么？一下子四个演出团，每个团能挂牌的就有好几拨，时间久了就容易起矛盾。再说，这些人都年轻，梅兰芳很难能跟他们唱到一块。幸亏梅剧团得以保留下来，否则梅兰芳想唱出戏都还麻烦了呢！梅兰芳想着自己与官(僚)们的关系——自己从来不是当官的材料，但跟当官的素来有接触。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今后呢，恐怕还得如此。能够有接触，并且彼此不反感，这就好。千万别搅进人家的群里，再给你个一官半职，那就彻底糟糕了。梅兰芳又想起筱翠花——他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说话冲了些，险一些要打成右派。也多亏了自己及时发言，说出几乎不像是自己的一番话:“那些可恶的右派分子，企图拉拢我们的艺人，如筱翠花这样没有政治经验的人，不小心说出一些不适当的话，这让他们很痛快，让我们很痛心……”经过自己亲自出马，才把他保护了下来，否则，很可能他也难逃公道啊……
流派亦难·如何再动起来
对于京剧流派，梅兰芳似乎生前没有说得太多。梨园一提流派，梅派首当其冲——只要他还在世，谁还能不提梅派呢？
虽然这样说，梅兰芳也不是没看见流派的难处:就有这么多，而且几乎都是解放前流下来的。解放后出现了张君秋与裘盛戎两个新人，但那都是解放前打的底子，解放后又碰到了好的机遇，一下子也就喊响了。至于其他，还有一些与他俩接近的，就没能立出来，就更没能喊响这个“派”。
梅兰芳以为，只要人在，只要常演戏，不愁自己的“派”就出不来。也许别人会说:敢情您梅先生不着急了，您那派早就好端端出来了，并且是整个梨园数一数二的派了。可我们的时候不好，再加上我们的姓氏也不好，我们是个大姓氏，古往今来梨园那么多的成功人士，有几个叫了“张派”、“王派”、“李派”啦。姓这些姓的人太多，真的不好办啦。
您大概会摇头:“怎么没张派？不是有了君秋了么？”
“我们不敢跟您顶嘴。他确实是应该。不过，如果李世芳不死，如果李世芳还活着，如果他如从前一样的大红特红——首先，李世芳自己就难称派，如果李世芳不称派，他张君秋也难。首先是观众会分流，听旦行的就那么多人，听了世芳就未必再听君秋，反之也一样。
梅兰芳笑了:“也对啊，没想到这中间还有这么大的奥秘。那么，你再给我讲讲，流派是怎么起来的，第一流派始于谁呢？”
“我，我可大胆着讲了。不过，您，您可不许生我的气啊……”
“好，不生气，你讲吧。”
“要照我说，就始于您——时间大约是1920年前后，先是光有您的梅派；等到1927年四大名旦一出来，四个流派就有了。旦行有了，不能忘记生行。随后的四大须生，一下子又是四位。四大须生分为前中后三期，所以流派也多于四个。在四大名旦之后，上海四大名旦，四大坤旦，北方四小名旦，如此种种，一下子出来许多，占一号就称一派。再者，不能光有后辈就没有前贤，于是往前又追封了谭派、杨(小楼)派与其他十来个派别，您需要我给您逐一地都数出来么？”
梅兰芳又笑了，他转而沉思起来，慢慢又说:“就说四大名旦这四大家吧，也不是没有问题。有三家是青衣，外加一位花旦，各人都是各人的情况，彼此真还不太好比呢？”
“不太对吧？1927年，您四位刚出来时，报纸上就您四位的情况，还分项打过一张评分表呢！您的平均分高，但又不是每个单项都占第一……”
梅兰芳想起了那张评分的表格，流传至今，其大体上还算公平。梅忽然问起来:“我跟您说一件事，就是我们当年的评分表上，有一栏的标准叫‘新戏’，今天孩子们排了‘新戏’的人——”
立刻接茬回答:“——可就太少啦。不过那时候只要谁好，那给他排出‘新戏’，戏班内外不会有异议，今天就不同了，排出‘新戏’不是件容易的事，就算领导喜欢你，但把这出‘新戏’的名额给了你，也要通过不少的周折……”
梅先生又说:“那时候观众少，剧种少，审查的标准也少，很多事还算好办。如今呢，要想评选，不能光想着北京，南边也不是只有上海，全国主要城市都要照顾到，这评审标准就很难统一。”
关于流派为什么没有后继之人，梅兰芳只感到遗憾，真正的原因他也说不准。解放前看戏，很大程度上是瞧人——演员，看他身上和嘴里怎么样，是学的谁，学得有没有模样。至于剧本本身，就很少有人推敲。解放后看戏，与从前有了最大的不同，是政治标准第一，剧本不能反动，不能有政治上的问题，比如老戏中把农民起义的领袖按照毛贼处理，如今就肯定不行了。他们是英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不能让他们随便抹脸，得认真勾脸，而且这脸跟那脸也不一样，用什么样的脸谱，也体现出你自己的阶级感情……这么一说就没完，其实还没说到戏本身上呢……梅兰芳回忆起，解放后净行人物的出新，表现在勾脸上的问题就很大，郝寿臣、侯喜瑞他们的学生，好像就没怎么排过自己的新戏，甚至更甭说勾过哪些被内行公认的脸谱了。这，难道不是个问题么？
梅兰芳又想起旦行中的荀派和筱派，后者从前是以演荡妇起家的，什么潘金莲，什么赵盼儿，还有什么什么，我都记不住角色的名字啦。反正，如果你看过他的《挑帘裁衣》或《活捉三郎》什么的，你是不会忘记这位演员的。他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京剧空间应该大一些，应该允许他发挥特长。但他们这些戏，以及戏中这些人，似乎与新社会不太挂钩了，新观众会对这些戏做政治上的批评，这样一批，他们就被动了，在这样的语境下，他们确实是说不出什么来的。但如果轻易地把他们的剧目与流派剔除了，那京剧的范畴似乎就小了许多。真走到这一步，似乎也不好。这，就是站在解放后的新立场上看流派，不同人彼此间的区别，也应该说是很大的。甚至是有些戏应该保存，另外一些戏就应该铲除的。一说这话，就伤人了，我虽然不会(公开去)说，但这个矛盾不是没有，我不讲也有人是一定要讲的。所以说，在京剧现有的三十几个以姓氏命名的流派中，彼此间的差异实在是太悬殊了，悬殊到甲派可以富贵等身，乙则会败走他乡，甚至流落到乞讨的地步。说流派的繁荣，先得弄清楚这一问题。可弄清楚这一问题，又绕不开诸如批判谁打击谁的麻烦，我自己多演几出戏尚还不累，让我一介入这些问题，就头疼不止。
梅兰芳一想起流派问题，脑海里就波涛翻滚，他记得这个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对此前所有流派做一番清点:看哪些是好的与比较好的，哪些则比较差或很差的。如何把好的与比较好的进行整理光大，如何把差的和比较差的进行抢救。这抢救二字应该由有关领导去说，反正我是没办法说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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