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因斯坦的私生活 |
| 2008-04-04 作者： |
法国女记者安东尼娜·瓦伦坦与爱因斯坦和他的夫人爱尔莎有着几十年的亲密交往，对爱因斯坦一家的生活非常了解。《爱因斯坦的私生活》(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一书近距离地描绘了爱因斯坦不平凡的一生，展示了他的独特的生活态度。
爱因斯坦的社交经济规律
爱因斯坦讨厌数不清的宴会，在这种场合，知识分子互相麻痹。作为少有的例外，他只接受与五六个人共同进餐的邀请。一旦他察觉某个邀请是借口，他就会不留情面地表现出来。在冬天的一天，他来看望我，发现门厅里挂满了大衣。他自言自语道:“她跟我说是一次私人的便饭啊……”边说边打算悄悄地往回走。爱尔莎费了很大劲才在楼梯上抓住他，嘴里还喊着:那里其实只挂着四五件大衣呀！
一般情况下，他妻子的外交安排都要遭到他固执的拒绝。“你为什么让我到那里去呢？我对那些人不感兴趣。”没有任何机会主义的理由，社会地位和唯恐得罪人的考虑便足够了。他的声望为他自己争取到很大的自由，他性格古怪的名声在某种程度上也掩护了他，但是如果没有爱尔莎的协助，他可能永远不会使这种拒绝一切让步的做法和不可回避的社会要求协调起来。爱尔莎就像处于爱因斯坦与众多的迫切邀请之间的一道屏障，她成了爱因斯坦的解说员，她把爱因斯坦的鲁莽拒绝转为委婉的外交语言，同时，尽量让爱因斯坦看到这些俗套之后的人情。爱尔莎保护爱因斯坦的努力应该受到极高的评价，因为她本人还要忍受由羞怯造成的一切折磨，她的近视更加严重了，面对这一切压力，又没有什么东西使她得到感情补偿。这些与外界的接触，因为爱因斯坦否定了它的必要性，所以对她来说，如对方所恐吓的那样，好像是一场用勇气来接受的考验一样。有很多次，当丈夫拒绝了邀请，而她独自接受邀请前往时，她十分害怕，担心会使主人很失望。她确信她之所以受到邀请是因为她的丈夫，别人恭听她的话只是出于礼貌，而她自己所能给予人们兴趣的却只有她的姓名。当我第一次对她说“我多么想见到你”，并请她到我家里来做客时，她答道，阿尔伯特那天没有时间。当我清楚地说明我想见到的是她时，她突然尖声大叫起来:“我？”并疑惑地盯着我。
有一位好事的女士，曾以自己的建议纠缠阿尔伯特和爱尔莎很长时间。这使爱尔莎受到感动，有一天，爱尔莎冒昧地问爱因斯坦:“我们可以邀请她参加一场音乐晚会吗？”爱因斯坦耸了耸肩——对他来说，无论是对一大群人还是一小批人演奏，都没什么差别。音乐是爱因斯坦的一道藏身之幕，他的演奏是为了自己得到满足。人们经常应邀聆听他的演奏，其实，此时他是要为某些他高度赞扬其才能但尚未出名的音乐家扬扬名。他嘲笑这种由他自己破费所做的宣传。“他的演奏很好，而我的却不怎么样，但他相信与我同台演出会使他扩大名声。”爱因斯坦自己也被这种不合逻辑的解释逗笑了。
在那次演奏中，他在音乐中沉浸几个小时，完全忘记了很多人已经拥进他的房间。他茫然看着川流不息的拜访者，动听的旋律回荡在他脑海里，完全压倒了那些低声的祝贺。忽然，我发现他有所注意。那位不屈不挠的女士，面带迷人的表情站在他面前。“教授先生，我希望您允许我下次能再来。”爱因斯坦平静地回答:“不。”他声音中没有一点严厉生硬，只是在说一件事实。他以吃惊的目光盯着这位慌乱、狼狈的女士离开他的房间。爱尔莎大叫起来:“阿尔伯特，你怎么能这样！”“可是，她为什么还要再来呢？”他显出一脸诚心诚意的吃惊表情。他不能理解他惹出来的尴尬局面。“我没发现她有再来的必要性。”他好像以那种意识到已有可能获得成功的人所具有的自信，摇着头说。他对一切世俗的考虑都充耳不闻。很多次，可以说太多次了，人们看到他屈服于看起来毫不值得他重视的请求。你可以看到，他向一位很重要的来访者指出:门就在那里(爱因斯坦宣称他对此人不感兴趣)。可另一方面，他又会把一位要求见他的可怜的倒霉人引进小屋，亲密谈上几小时。他经常被人指责为天真幼稚，因为他天真地回答匿名人的请求。
名誉带来物质上的舒适，也许还带来运气，但是，爱因斯坦拒绝了各种令人难以相信的供奉和巨额酬劳，例如，在银幕上露10分钟的面。他们坚持说，这对他来说毫不难办，只是站在黑板前面，手里拿上一支粉笔。爱因斯坦不禁大笑起来:“下一步是什么？你们难道真的相信我会像一只马戏团的猴子那样表演？”
得了诺贝尔奖金之后，依然故我
爱因斯坦正在日本访问时，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奖金，这个荣誉巩固了他所称的“变幻无常的名声”。从那时起，他不得不顺从这种声望。但事实上，当这个问题摆在他面前时，他已经做出了调整。他的策略是不理那一套，他拒绝自己的言谈举止、生活习性发生任何变化。也许“拒绝”这个词对此过于强硬了，它所意味的态度比爱因斯坦所采取的要更加明确、果断，只是接受与否的一种选择。但是，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问题，他只是凭不可抗拒的命运的安排走下去。按他喜爱的说法，他没有看到改变自己的必要性。在旅途之中，他受到了国王们的接待，他曾与日本天皇和西班牙国王交谈；在接受诺贝尔奖金时，他又与瑞士国王谈了话；当他应英国总督赫伯特·塞缪尔爵士的邀请到巴勒斯坦做客时，在总督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他甚至受到比欢迎一位国王还要豪华、盛大的接待。他古怪的衣着倒不太引人注目，而且他的举止恰恰像一位严肃、苛刻的英国教徒。他的眼睛放射着欢娱的光芒，就像是一位成年人在努力地理解儿童嬉戏中那些荒谬可笑的规则。
米拉波在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偶然相遇中得出结论，一个人在社会中是可能永远保持天真的。爱因斯坦也给人以同样的印象。但是富兰克林有意识地成为一个完全平等的新教的先知，而爱因斯坦却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独特的东西，他从不谋求让别人追随自己，他的法则是独往独来。
爱因斯坦经常访问布鲁塞尔，对音乐和德国诗歌的共同爱好，逐渐地使他与比利时皇室家族，特别是皇后伊丽莎白建立了彼此信任的友谊。对爱因斯坦来说，这个友谊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说“皇后”之称正如同他称谓任何普通的教名一样。
有一天，他在乡间的寓所里，我在他旁边，而他正在摸他那件旧的白裤子的口袋，因为他有一张纸怎么也找不到。实在耐不住性子，他竟把口袋里所有东西都掏到了桌子上。简直像一个小学生的口袋:铅笔刀、橡皮筋、饼干屑、便条、汽车票、零钱，还有烟斗中掉出来的烟末。最后，竟是一张纸——一张大纸掉了出来，这是比利时王后献给他的一首诗。在这张大象牙色纸的最后，有爱因斯坦写的小小的规则手写体字和符号。我俯身向桌子上看，难道这张纸上纵横排列的竟是那不朽的计算公式和皇后的签名？我读了出来:公共汽车50分尼、报纸、文具等。原来是细心记录的日常开销，上面还有一个大写的像绕绳子似的庄严的E字。爱尔莎拿起这张纸，靠近她的近视眼睛。她丈夫睁大眼睛凝视着她，理解不了她在笑什么。
在国王离开的时候，王后和爱因斯坦就会默默地去弹钢琴。有一次，这位比利时王后邀请爱因斯坦与她一同演奏一支二人都特别喜爱的乐曲。从此以后他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爱因斯坦途经布鲁塞尔，就要与她一同演奏一会儿。对音乐的共同爱好可能增进了这两个极其不同的人的相互了解。对于王后来说，爱因斯坦像是一个在世上自由自在的流浪汉，他向她讲述自己的历险生涯。她也对他的政治观点很感兴趣，就像投身于危险探索的人那样充满好奇。他不想为取悦她而圆自己的见解，他总是自言自语。有时国王也到他们这里来喝茶，国王走后爱因斯坦总是说:“他确实在努力思索。”他告诉他的这些皇家主人们，他们周围的世界正在瓦解。
当这位王后第一次邀请爱因斯坦到她夏季的别墅莱肯做客时，爱因斯坦竟让主人等了很长时间。去车站接爱因斯坦的司机回来说连人影都没看见。爱因斯坦一贯准时，这次使王后吃惊不小。王后叫一位宫女到公园里找找看。那是一个非常热的夏日午后，大路上尘土飞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位宫女看见一个人出现在十字路口。爱因斯坦风尘仆仆走来，头发在风中飘动着。他手拿小提琴，愉快地吹着口哨。他在回答王后的问话时说:“我怎么能想到你要派一部车子到车站去接呢？”司机解释说:“可是没有一个人从头等车厢里出来呀，我哪敢想象陛下的客人乘坐三等车呢？”
为了保护爱因斯坦，使他避免各种不愉快的事情，爱尔莎·爱因斯坦养成了给丈夫订好每次旅行的头等车厢往返车票——必要时还得订好卧铺的习惯。她知道，如果她不这样做，带给他的钱就会被用来帮助某个穷苦落魄的人。可是，有一天，爱因斯坦正在伦敦，突然决定到布鲁塞尔去。当时他手头有很大一笔钱。可惜，用他的话说，他大概遇到了很多“需要它”的人，当他去买到布鲁塞尔的车票时，手里的钱除了能买一张三等车厢的票外，只剩几法郎了。他到达后在布鲁塞尔的街上徘徊了一段时间，想找一处便宜的住所。最后，走到了一个贫民窟，他浑身是灰，头发蓬乱，衣服破皱，除了手中拿着一只小箱子外什么都没有。他找到一个店主问:“你有电话吗？”“电话在酒吧间。”“你知道怎样接通莱肯吗？——对，是莱肯城堡。”“王室住所？”那位店主和坐在酒吧里先来的顾客互相交换着吃惊的眼神儿。通过电话间大开着的门，他们听到这位流浪汉似的毛发粗壮的外地人在找陛下——他们的王后。他是个疯子呢，还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最大可能是个疯子，也不排除是危险分子的可能。爱因斯坦出了电话间，看到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就在他与电话紧张搏斗的时候，这个新闻已传遍整个地区。两个警察站在门口，在等一辆救护车。“我肯定看上去太可疑了”——爱因斯坦笑着摇摇头，回忆着这段荒诞的经历。他大概在暗中得意:总算有一次没人认出他来。
爱因斯坦对名誉、地位、金钱从根本上漠不关心，以至于有人认为一些说法似乎是夸大的。人们几乎也可以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是逆反的虚假行为，想把自己表现为反叛的勇士。实际上，他对社会一点儿也没有个人的不满。甚至把他与穷人同样对待，都没使他有一点愤怒反应或深深的遗憾。这更像一种合情合理的态度，一种唯一明确接受的信念。他既不憎恨自己的邻居，也不会对他们充满无限热爱。他的社会道德观似乎是与它的对象，人分离的，他的社会责任感事实上只是要求自己忠实于自己最终的表述。
爱因斯坦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双重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逃避各种交往的渴望。“我是一匹不能被约束在队列中的烈马。”“我这种类型的人无疑会失去一些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但是在另一方面，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需要去把自己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的诱惑”。
爱因斯坦酷爱演奏小提琴
爱因斯坦夫妇在车厢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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