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诗篇”到“论文” |
| 2008-05-09 作者：张旭辉 |
■张旭辉
《读莎士比亚》(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是王元化先生和夫人张可的旧译。我对王先生的这类作品一窍不通，也从不敢置一辞。但曾多次阅读他的名作《清园夜读》里面的许多文章，受益很大。尤其是上海书店新近陆续印行的“十力丛书”，选取王先生历年来回忆、评论熊十力先生的诸多文章作为《序》，结合熊先生著作一并读来，更是会心处尤多。
一个学者的学术路径，大概往往和他的个人经历关系很大。基督教家庭的背景当然是王先生学术取向和个人审美取向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他对黑格尔、康德等大思想家的研究和发挥，角度似乎既不同于某些主流学者，深度和体贴度恐怕也绝非彼辈可望项背。大概是中西学术在某些点上有声气相通的特质吧，王先生对先秦诸子和清朝学术都有相当深刻的看法，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他通过主编《学术集林》而极力提倡“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符合他的一贯思想路径，虽说只是发前人之覆，但在当时知识界的大环境下，的确是有深意存焉。至于效应如何，恐怕王先生本人和他的某些友人都不敢多想。而且我觉得正是在上述两方面的深厚功底，使得王先生无愧于这个时代卓越思想家的定评。
其实认真想想，王先生于德国大哲、英国文豪和中国大儒都别有体认，不但不矛盾，而且恰恰反映了组成他思想结构的两个重要因素，那也是和他差不多同时代的台湾学者鹿桥先生在名著《未央歌》中极力倡导的“论文”和“诗篇”不可偏废，尤是他们那一代学者所自恃的兼修之功。年轻时惊天动地的激情必须要和经历世事后沉淀下来的踏实理性融为一体，似乎才能成就一生事业。这在王元化、鹿桥他们的前辈学人王国维、陈寅恪、陈梦家等人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譬如上举这三位优秀学者，年轻时何尝不是热情澎湃？血气所致的个人情感绚烂之后，都归于《尚书》首见、又被魏晋文论所发挥的“沉潜”路径，尤其是陈寅恪先生集个人身世、修为和时代大潮之洗练，成就了中国历史学研究“诗史互证”的卓绝路数，尽管他的某些结论或尚需商榷，但其功力至今仍无人可及。
记得曾经和一位1950年代毕业于北大的老先生闲谈，听他娓娓谈及问学于王力、王瑶、钱钟书、俞平伯诸学者之种种，不由心生艳羡，不料这位老先生说，他们那时候反而惆怅于前不见胡适、傅斯年、周作人等“古人”。真是后人叹今人与今人叹古人何其相似。
王先生年轻时致力于革命，不料后来卷入胡风事件，又后来和他的诸多友人一样难免于“文革”狂潮。一个敏感的知识分子在不可控制自己卑微的命运时，精神分裂、中风之类的覆巢之厄如影随形。今天的读书人大概已经很难想象我们的前辈独处囹圄时的彷徨，那到底是个人命运的毁灭还是历史赋予的独特机遇？现在谈来既没有所谓了解之同情，也难逃肤浅之讥。历史已经隆隆而去，今人恐怕连些微的声音都已不闻，鲁迅不是说过国人是健忘的吗？王先生他们置身于自己的历史之时，大概不会都像陈寅恪先生“知我罪我，皆在斯篇”的史家哀叹，但真是的，他们的作品俱在。残酷的历史早已冲刷了那无数次午夜梦回的情怀波涛，但历史也早已证明，通过他们的字句，后人不但看到了前辈学人泽被后世的学术，也看到了令人悯生悲死的人生境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