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特稿 无际的荒野 2008-05-16 作者：     ——胡晓明著《王元化传》(节选)     一九五五年来临的运动，王元化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本来，这场运动与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抢救运动是一个思想模式。但是，当时又有谁能看得清呢。王元化心目中的党的概念完全是相当粗线条的。他只是受了一直在知识界、思想界流行的民主自由等口号鼓动，他只是一份简单的理想化的革命信仰。他本质上不过还是一倜傥书生与热血青年而已。他心目中的党的形象是讲道理的。至于什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类，他从未领会。解放后，先是来了三反五反，势头很猛，气氛相当压抑。但是他想想或许不过是急风骤雨，很快就会雨过天晴。他如同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和友人一样，完全以自己的主观想法代替了严酷的现实。     在一个颠倒而混乱的年代，有着独立想法和做人原则的人难免不合时宜。此前，王元化于筹建新文艺出版社时，举荐了日后被定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张中晓，并且出版了胡风的两部书稿。不久，反胡风运动开展起来了。张春桥被提拔，代夏衍任文委书记。于是王元化立即被停职写交代材料。那些日子里，张可还开玩笑说家里发现反革命了。王元化说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要坐班房。     五月间，关于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发表后，组织上来人找他谈话，宣布隔离审查。     “革命内部的清理”比对反革命的清理其声势程度似乎更为浩大和严厉，在迎面掷来的嚣嚣盈耳的“交待问题”的斥责声中，审查指定给王元化的是一个不公平的位置。他所需要做的其实是只承认一种声音的力量，这种声音是权威性的，因而也是“无可置疑”地正确的。而他个人所代表的另外一种声音是这么弱小，并因隔离又显得如此孤寒，他不由怀疑: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是非该如何判定？如果这对立的双方必定有一方是错误的，这错误又究竟是谁呢？平日里本是漫不经心自觉无足轻重的一些事，在审查中一再的追问之下都变成了重大关节，而连自己也都觉得是说不清的问题了。反复的思考，重新的认识，灵魂处在这样的煎迫之中，王元化在长时间的隔离、反复审问和不断责令交代的压力下，几乎失去了辨别真假是非的能力。然而，他仍然坚持说，张中晓是一个纯朴的青年，不能因为胡风与周扬的文艺观点不同，就将胡风打成反革命。以至于上海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亲自到隔离室里交待政策，只要他承认胡风是反革命集团，就放他出去；并说:我们这里碰到的人多喽！什么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托派，都没有你这么顽固。“顽固”一词，可以作为对一代诚实的知识分子不昧于自己的良心的品格最好的认识。当专制被当成民主，诬谄被说成忠贞，昔日的美好于今日轰毁，假与真、恶与善、丑与美互相颠倒，那么，王元化也便只剩下了“顽固”。     他被叫去的那天，还一点也不知道马上要被隔离起来。武康路100弄，王元化家院子里的那株大树上集满了老鸹，响亮地一片乱叫。王元化是走着去文委机关的，由文委的一位副处长刘溪陪同。行至华山路较偏僻处时，忽遇一队送葬队伍，吹鼓手吹吹打打喧嚣而来，有孝子扶一黑棺材前行。这在当时的上海颇为罕见。多少年后，王元化的记忆中一直保存着当时这一幅罕见而奇怪的场景。     几天后，张可领儿子承义来单位，但不准见他。从窗户可以看到，儿子已爬上高高的院墙，摇摇晃晃在上面行走。王元化眼睁睁瞧着，担心他会摔坏，却无法出去拦阻。     一九五九年底，长期审查的结论下达，王元化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一九六○年初，王元化被安置于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