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诗人该怎样安顿自己 |
| 2008-05-23 作者：汪涌豪 |
■汪涌豪
●诚然，诗是语言献给灵魂的礼物，诗人可以骄傲自己触摸到了语言之骨，但如果这种孤傲与不合群带给人的印象是，因为许多人快乐，自己才痛苦，那它就没有可能让人相信，诗人是最能拥怀天地的自然之子，最能承担永恒痛苦的心的歌者。
●今天文化的艰困，需要的是诗人与作家、学者的一体承受，一起培养出一份淡定与从容。当然，这其中，杨键们似尤须以一种悲观的体认，过乐观的生活。那种对当下的积极确认，对物质文明的用心体悟，对多元价值观和不同文明等值性的诚意接受，都应该是今天中国“土地的表情”。
汪涌豪: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著有《范畴论》、《批评的考究》、《当代视界中的文论传统》等。
今天的情形似乎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只剩下诗人的身份，几乎就是个无所事事的人，不是特别有闲，就是一贫如洗。人们的评价自然也变成这样:倘他活在历史中，或许是个诗人；住在你家隔壁，就只能是个异类。刚刚获得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年度大奖的杨键，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的异类。尽管他的创作已持续了很长时间，他的一些作品被誉为90年代以来最优秀的诗歌经典。
个人感觉他的特异，不在其僻居一地，不事交通，或下岗在家，清苦的生涯，这些在悠长的过去，都是诞育伟大诗人的重要机缘；甚至，也不在他用情的不够节制，以及语言的相对粗砺，这些都无妨其成为一己心灵最忠实的歌者。他吸引我的，是作为诗人所取的姿态(当然这种姿态也影响到他做诗)，他所声称的自己本质上是一个“复古派”，自己的写作一直是一种“向回走”的写作。这里所谓的复古，自然是指对传统文化的归服，他认为这种文化的完美与完整远超西方文明，因此今天中国所需要的根本不是什么发展与进步，而是康复，即找回渐行渐远的传统表情，赓续堪堪中断的文化记忆。
有鉴于在这个弗洛姆所感叹的重占有轻生存的物质社会，以病态的人换取健康的经济的世俗当下，一切的精神创造都不同程度地遭到冷遇，他这样的宣示，显然有着抵抗世俗的正面意义。所以，原其作为诗人的独特气质，还有让人印象深刻的生活经历，他再怎样孤绝的个性，不惜自我放逐的率直言行，都不在我们的理解之外。相反，喧杂吵闹的诗坛中，他不降格取媚，矫情招名，对自己的感觉世界有一份永夜独醒的坚守，还很值得尊敬。
但我们也不能不指出，他或许永远不可能获得他理想中的精神安适，因为他的抵抗太过偏执了，有时甚至还有些悖情。过去中国人，宗法社会的根基，崇拜往古，迷信三代，是司空见惯的老例。他们的趣味，对于诗人，最好的定义，自然是“深于情而浅于理”。但生活中从来务实，既重视日常交往中的阅世识时，复顾及底线之上的人情人性。除了语言操弄的特长，并不把自己当做不能顺适世俗的另类看待。结果，尽管也歌也哭，终能安处人间。与他们相比，像杨键这样，明言反对城市生活和工业文明，厌恶机器的声音、女性高跟鞋的声音，甚至孩子的声音和人们翻动报纸的声音，又不能接受西方文化，认为油画、钢琴和交响乐等简直不是什么东西，不能不说是一种自闭式的傲慢，逸出传统的另类的孤标。难道三千红尘不是诗人应该接纳的生活？滔滔市声不足以涵养与催生诗情？对此，他所喜欢的陶渊明其实早有答案。至于他说“中国原本的思想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此思想实际是王道思想，而王道思想的本质又是典型的诗性思想”，又称人类的颠峰期已经过去，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也不再存在，自己则像一个拥护君主制的“老臣”，这种充斥着个人情绪的狂野直觉，就更难得到史实与事实的支持了。
由这种率直偏激的表述可以知道，他要回到的过去，其实是一个想象中的过去。他是否真的了解自己所欣赏的谢灵运或陶渊明的时代，我们怀疑。那个时代隐士固然不少，但是为求志全道，还是镇躁图安、动慨激情，他区分过吗？推而言之，传统的中国，中国人传统的表情，固然不乏真醇的魅力，但那个所谓的“王道”和所谓的“老臣”能是吗？传统的中国诗人，隐居中的中国诗人，固然常常清风不管，明月无拘，乐当不登科的逃名进士，不耕地的识字农夫，但当其奠衣沽酒，破产营书，向人道说的恰恰是隐居生活的平顺与宽裕，以及这种生活对其精神的滋润与生命的颐养。他们认同这样的道理，千领衣服，人固然只能日著一袭，但倘衣不蔽体，终究质野不文。而此刻，我们的诗人，一身都在秋风里，累及朋友替他抱屈，为他呼吁，方之古人，这个隐士当得未免有些凄惶。
或许是这种凄惶，让诗人逃入了禅佛。可一个正常的人，活在当下，佛界难进，虑界易入。如果说前者需要修行，后者就更需要。诗人也一样。尤其是此一刻，这个诗人还心有蓬草，常随风动。他如此坚决地反对和讨厌那些如今在人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他有与环境不惬的生存焦虑。他言论中那么多“我最厌恶”、“我完全反对”的决绝表述，难道不在在表明这种焦虑的深重！他哪里像评论家所说，超出了常人，对苦难有了平和的包容，相反，由他自己平实的叙说可知，这些东西对他都构成了干扰，那压垮了别人的痛苦同样也压垮了他，以致他要用很大的精力来抵御。做诗应该就是他用来抵御的一种方法。
由此，我们想到，在“没有什么声音再比诗歌的声音更其微弱”的今天，诗人究竟该怎样安顿自己。当那么多人将崇高的赞辞颁给像杨键这样的诗人，并肯定他笔下那个“后退的世界”，这个问题就很值得提出来讨论。当然，他们都没说只有回到古代才有诗的出路，只要隔绝市声才能涵养诗意。但他们是否肯认对于当下、对于任何人来说，就像避却不等于无视，后退也决不等于前行呢。
或以为，诗人有些特殊，他们天性孤傲，从不合群。诚然，诗是语言献给灵魂的礼物，诗人可以骄傲自己触摸到了语言之骨，但如果这种孤傲与不合群带给人的印象是，因为许多人快乐，自己才痛苦，那它就没有可能让人相信，诗人是最能拥怀天地的自然之子，最能承担永恒痛苦的心的歌者。他可以是时代的先知，走在人群前头；又可以是价值的殉道，掩身于大众之后。他的痛苦既关涉自身，也关涉人类。正如蚌病成珠，苦难成就了他不朽的令名，但他绝不会将苦难作为招摇的标志。他没有姿态，更能沉静。
看看今天的文坛，其实诗歌的生存并不比整个文学难多少，也不比当下整个文化与学术难多少。今天文化的艰困，需要的是诗人与作家、学者的一体承受，一起培养出一份淡定与从容。当然，这其中，杨键们似尤须以一种悲观的体认，过乐观的生活。那种对当下的积极确认，对物质文明的用心体悟，对多元价值观和不同文明等值性的诚意接受，都应该是今天中国“土地的表情”。
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很难。去年，由《诗歌月刊》牵头，一些诗人发布了一份《天问诗歌公约》。其中一些条款让人糊涂，如称一个坏蛋不可能写出好诗，不知道这是哪个意义上的坏蛋。但仍有更荒唐者:“诗人是自然之子，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到底什么是自然之子，是不是诗人的灵魂只有在河边盘桓山间勾留才算得到安顿。我们的认知，诗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应该这样有异于大众与自然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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