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的姿态 |
| 2008-04-18 作者：林晖 |
——评以赛亚·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
■林晖
《浪漫主义的根源》 ［英］以赛亚·伯林著 吕梁 洪丽娟 孙易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浪漫主义之后，一切都不同了。”这是以赛亚·伯林于1965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梅隆系列讲座上所做的关于浪漫主义的演讲中的一个论断。这样一个斩钉截铁的论断，一方面表明了在伯林眼中，浪漫主义运动在欧洲文化史上占有着至为关键的转折性的位置；另一方面其实也已经暗示了伯林的浪漫主义主题研究背后的某种突出的关注，对他而言，这种关注与我们的时代不无关联。《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是根据上述讲座的录音整理成书并在伯林去世后出版的，是伯林式的系列思想史研究的代表之作。对于研究的主题既能深入其中，追根溯源，又能在总体上保持明智而安全的距离，这是伯林惯常采取的姿态。
尽管伯林把他所考查的浪漫主义仅仅圈定在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初的德国，但在他看来，正是这场代表了价值观的某种根本性转变的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在1960年的另一篇关于浪漫主义的研究论文，即《浪漫主义革命:现代思想史的一场危机》中，他甚至认为浪漫主义运动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三次重大转折中最晚出现的一个，其意义却是最为重大的。另两次转折分别是从亚里士多德到斯多亚学派的转变，以及以马基雅维利为代表的颠覆运动。一般的思想史研究常常把浪漫主义作为与启蒙思潮分庭抗礼的一场运动来看待，伯林同样如此。不同之处在于，他对于启蒙的原则做了进一步的提炼，并以三个命题的形式概括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一般假设: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答；所有的答案都是可知的；所有的答案必须是兼容性的。这种假设其实是源于苏格拉底的著名命题——美德即知识，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浪漫主义命题则是“真诚成为美德本身”。在伯林看来，这就是浪漫主义对于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突破或者说转折的根本所在。这里的“真诚”是某种绝对的动机论或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它藐视一切外在的雅致、和平、幸福，甚至也同样藐视一切内在的、但却被视为最终将实现的宁静或秩序，它是破除所有稳固结构的意志的巨流，是运动本身；它在文学上的典型形象是拜伦笔下的唐璜，在哲学上则部分发端于费希特的“自我”概念；在它的名下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哈曼、赫尔德、布莱克、伦茨、克林格尔、席勒、施莱格尔兄弟、谢林、蒂克、霍夫曼、诺瓦利斯、司各特、贝多芬、瓦格纳……如果再算上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名的话，那么歌德、休谟，甚至狄德罗等等都包括在内。较为有趣的是，伯林对于卢梭的浪漫主义之父的称号似乎多少持有保留，但却把这个称号大方地给了康德。
在《浪漫派》一书中，海涅曾把德国的浪漫派视为中世纪诗情的复活，而中世纪的这种诗情是与基督教直接相关的。但在伯林这里，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显然代表了某种更高的原则，他把这种原则总结为意志的必然性和事物结构的缺失。因此，“本质上，现实是混乱无序的，是飞腾的川流，是自我实现的意志的巨流，任何禁锢它的想法都是荒谬的、大不敬的。这就是浪漫主义信仰滚烫的中心。”
在伯林看来，这场浪漫主义运动对于人类在整体上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浪漫主义既是所有强调理性和秩序的传统的死敌，也是此后两个世纪中几乎所有现代神话的缔造者。浪漫主义影响力的深刻性和持续性不但体现在文学、绘画、哲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音乐等几乎所有相关的研究性领域中，而且更体现在对于人类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渗透中，尤其是它在政治上的造神运动曾给二十世纪的人类带来了重大灾难，即便如此，它的“行动”仍然远未终止。各类民族主义、极权主义、不同面目的民主体制等等，仍然在它的覆盖之下。正因如此，伯林才将现代人称为“两个世界的后代”，一个世界代表了普遍的价值观，另一个世界则正是浪漫主义的世界。这其实也就是伯林之所以对于浪漫主义的主题关注有加的原因所在，对他而言，这实在是“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那么，这场如此独特、如此影响深远的运动究竟起于何处呢？除了从整个西方思想史的角度，尤其是从与启蒙思潮对峙的角度解释浪漫主义的缘起之外，伯林还在书中多处谈到了“民族”和“屈辱”，试图揭示德意志民族之所以会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情景下爆发这样一场运动的历史性原因和文化心理学上的根据。
在这些演讲中，除了体现伯林特有风格的强烈、平易以及酣畅淋漓的修辞之外，伯林本人对于问题的表述姿态是另一个有趣的问题。细节和丰富性的背后，是伯林罕见的抽象和提炼原则的能力，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则给伯林提供了安全表述的空间。当然，作为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基本立场并不含糊，在演讲的最后，他明确把浪漫主义的结局归为自由主义，并且试图以多元主义的宽容来吸纳浪漫主义。然而，立场毕竟不等于思想本身的姿态，至少，真正的思想是无法被搁在一块熨衣板上熨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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