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言有征见真实” |
| 2008-05-16 作者：汪堂家 |
——读朱维铮《走出中世纪》断想
■汪堂家
“信言有征见真实”是朱维铮先生在新近出版的《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用过的小标题，我用这个标题来描述朱先生本人半个多世纪的学术追求还是比较恰当的。从朱先生数量不算太多但每本都属泣血之作的论著中，我看到的是他对无征不信的坚持，看到的是平实、严谨、精炼得找不出多少多余字眼的文风。然而，我最感兴趣的依然是他的方法以及通过这些方法的具体运用而展现出来的治学精神。
历史事实是什么？怎样描述历史事实？前一个问题是朱先生反复追问的问题。后一个问题则是他在进行历史叙述时向我们间接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几乎是所有大史学家都不能不关注的问题。比如，德国爱尔兰根学派的史学家和哲学家卡姆拉(Kamlah)就不断提醒我们不要以“效应史”取代“根据史”，不要以“外史”取代“内史.”。法国史学家阿隆(Aron)的《历史哲学导论》通篇都在追问和解答这类问题，他的《历史讲演录》几乎花了4/5的篇幅具体地回答这两个问题。在我国，当举国上下津津乐道于历史戏说，当学术界的一些人无视具体语境对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加以随意发挥时，不断重温朱先生在20年前提出的上述问题在今天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类问题总是提醒我们要坚守求真的意志和求真的理想，一旦丧失这种意志和理想，历史就会变成任意取用的工具和随便戏说的对象。
以材料为根据，以客观为诉求，以慎思为进阶，以明断为依归，本是对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但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决非易事。朱先生显然意识到人们在了解、描述和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他强调，“我们不可能超脱现实，对历史作纯客观的叙述，但我们该要求多一点客观性，少一点主观性，力求避免由于个人认识乃至个人感情的缘故，有意无意将历史写歪，或以假当真，或以假乱真”(《走出中世纪》，增订本，第294页)。为防止朱先生所说的那种以假当真或以假乱真的现象在将来出现，法国有关机构现在每年都要将当年新发明、新创造的东西装在一个密封的金属箱子里沉入海底，以备将来的人“考古”。这一着非常高明，起码可以避免将来的人像现代的不孝子孙们那样为了考古而乱挖祖宗的坟墓，使先人不得安息，甚至辱没他们的尊严。
眼下，孔子研究和儒学研究正在成为热点。但在20多年前，朱先生就提醒我们要注意区分真孔子与假孔子，并要研究孔子的诠释史，“因为为了认知历史真理首先必须确定历史事实是什么，否则就不可能说清楚为什么”(前引书，第395页)。譬如，仅在唐朝初年，孔子的形象就变了三次。此外，仅据《论语》来了解孔子也是很不够的。因为公元前一世纪出现了三种版本的《论语》，今本是西汉张禹和东汉郑玄重新编定的，“篇目文字都有变动，却无法同早期文本对勘”(同上，第298页)。据朱先生考证，今本《论语》保存的资料只能用作研究孔子晚年的思想。现在大家正在热议孔子和《论语》，朱先生的这些见解对于我们全面地认识《论语》和孔子无疑是极有帮助的。
《走出中世纪》中有一篇题为“匪夷所思”的札记式文字，所评人物达43个之多，每篇篇幅很短，但应当特别关注。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札记以事实为依据对不少有所谓定评的人物提出了异议，而且是因为那些往往需要长期研究才能做出的几句画龙点睛式的评论，点出了一些历史人物身上那些不太为学界所注意的内在矛盾。譬如，在章太炎的笔下，晚明三大遗老之一的王夫之被评为“最清”，不少人常常附和。朱先生却通过对《永历实录》的解读并对比他的学行，以反问的语气说出了“清者不清”的道理。又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常被人引用并被作为赵翼反对复古的证据，朱先生却提醒我们注意他所说的“何如拥万卷，日与古人期”的深层意蕴。再如，凌廷堪、方东树、俞樾、孙诒让这些近世大家，在朱先生看来也都表现出品学方面的自相矛盾处。这种被人称为“矛盾研究法”的方法虽不是朱先生的独创，因为早在17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已经使用过这样的方法，但朱先生将这种方法加以完善并自如地运用于对中国历史人物的评价，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推重的，因为这种方法可以避免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为假象所迷惑，也可以避免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只计一点而不计其余。
历史学家常被认为是与故纸堆打交道的人。实际上，与故纸堆打交道，与档案、书籍和各种文物打交道，正是历史学家的主要职守之所在。一旦一个历史学家不再与这类东西打交道，他(她)作为历史学家的身份也就终止了。然而，这丝毫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只生活在“过去”。过去是流逝的现在，是“倒影中的将来”。朱先生不仅研究过去，而且关注现在。就我所知，他对时势的敏感，对中央文件解读之细致，肯定远远超过了一般领导干部。就对马恩著作的熟谙程度而言，朱先生也绝不在一些专门研究马列的学者之下。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他对许多马恩观点的恰到好处的引证上，而且表现在他对马恩的一些方法的娴熟运用上。《走出中世纪》初版序和其他一些文章已向我们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3年前，德国汉堡大学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否决了将名誉博士学位授予普京的提议，而将这一崇高荣誉授予了中国学者朱维铮先生，其中自有学术上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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