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学术 克服“两种文化”的冲突 2008-07-11 作者：童世骏     ——序《科学哲学与生命伦理——沈铭贤文集》     ■童世骏     《科学哲学与生命伦理——沈铭贤文集》  沈铭贤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沈铭贤是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员。收入本文集的文章，许多是在沈铭贤退休以后写的。沈铭贤的学术研究的宗旨，在我看来在中国的语境中致力于克服英国学者C·P·斯诺所说的科技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     斯诺在1950年代针对西方所说的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存在，但表现形式不太一样。从近代以来，科学在中国的权威地位很少有人挑战，但科学研究的成果却乏善可陈。这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两种文化”之争，一是把科学等同于解决一切难题的正确知识，一是把科学理解为只与少数专家有关的枯燥活动。从“五四”以来中国人一直把“赛先生”和“德先生”当作现代性的主要成员，但上述两种科学观如果不纠正的话，这两位先生之间注定是无法和谐相处的。如果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科学技术问题，把“善”、“美”和“自由”等价值都归并到“真”的价值之中，就很难避免科技治国论或专家治国论的困境；如果在社会实践和个人生活的广大领域听任神秘主义和意志主义发挥作用，则非但发展科学事业所必需的健全自由人格无法培养起来，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生活方式与无政府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界限也无法划清。     在本文集的一些文章中，沈铭贤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的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有力的论证。比方说，在发表于1992年第6期《哲学研究》的一篇文章中，沈铭贤一方面论证了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些新特点为这种融合提供的内在根据，另一方面指出这种融合为应对中国出现的有关科学主义的争论提供了启发。沈铭贤提出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界限、划清反对科学主义与反对科学的界限，这两个观点看似平常，却意味深长。     沈铭贤经常提到爱因斯坦和玻尔这两位科学大师，用他们的科学实践来证明科学家“不能只呼吸一种文化空气”。沈铭贤还认为，不仅科学家作为个体的科学研究活动中具有深厚的人文内涵，而且不同民族的科学传统也与它们各自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在这方面特别值得一读的是收入本文集的《李约瑟与爱因斯坦－‘李约瑟难题’的两种不同的回答》一文。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深入研究和高度评价，是中国学者非常熟悉、非常钦佩，也非常欣慰的。冯契先生曾经以李约瑟的工作作为其哲学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在他看来，既然如李约瑟所说的，中国古代有很高程度的科学技术成就，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科学技术传统背后的哲学思维条件是什么？不仅冯契这样的中国学者，就是尤根·哈贝马斯这样的西方学者，也把李约瑟的工作作为自己讨论中国古代文化的合理化潜力的一个基础。哈贝马斯认为，正像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表明西方新教文化具有较高的伦理合理化潜力一样，李约瑟的研究表明，中国文化具有较高的认知合理化潜力。对李约瑟的贡献，沈铭贤也充分肯定，但他认为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在李约瑟对自己提出的那个著名难题——中国的科技成就虽然在古代就领先于西方，但为什么没有从中发展出近代科学来——的回答中，存在着重要缺陷。爱因斯坦曾经在一封信中说，中国因为其古代贤哲没有发明出形式逻辑和系统实验而赶不上西方的科学成就，李约瑟为此对爱因斯坦提出严厉批评，批评他轻率地否定非欧文明的科学成就。但沈铭贤却认为，“李约瑟对爱因斯坦的批评有欠公正，失之偏颇。”在他看来，爱因斯坦所强调的形式逻辑和系统实验，确实是现代科学的两大基础；这两样东西，确实是中国古代所缺少的东西；而这种缺少，对于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出现这个问题，是有重要的解释作用的。沈铭贤认为，“由于受30年代盛行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李约瑟对‘李约瑟难题’的回答给人以比较简单、过于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印象。”在沈铭贤看来，李约瑟所忽视的，正是爱因斯坦所重视的:科学是一项“高尚的文化成就”；与李约瑟为自己的难题所提供的“社会经济回答”相比，爱因斯坦所提供的“文化回答”同样重要。     不仅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方法，而且科学研究的结果，也需要从人文和伦理的角度，而不仅仅是技术的角度，加以评价。这个观点，我认为是沈铭贤最近十来年从事生命伦理学研究背后的核心观点。沈铭贤坚决反对那种把技术上的“可能”等同于伦理上的“应当”的观点，认为必须严肃对待人类基因科学技术在五个层面上提出的严峻的伦理挑战。值得注意的是，沈铭贤并不是简单地根据既有的道德观念来评判日新月异的基因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而是提醒人们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面对上述伦理挑战，要慎重对待基因科学技术的实际应用。另一方面，随着基因科技的更大发展和变革，要准备好据此而变革和完善现有的伦理观念和规范。做到这两个方面的关键，在他看来是科学家和全社会都要更加重视用伦理、法律以及政治的力量来规范和制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既加强科学与伦理之间的联系，也保持科学和伦理之间的必要的张力，从而“促进科技与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