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留下了“精神的伟大力量” |
| 2008-05-16 作者： |
——深切悼念王元化先生
■本报编辑部
一个思想家停止了思想。2008年5月9日，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家王元化先生在夜色中走了。
那夜，本报失去了一位坚信“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的重要作者。悲痛，像黑夜一般寂静。
但是，他留下的“精神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低估和轻视的”。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王元化先生给本报读者留下了三十余篇文章、近二十万文字，并三次接受本报专访，脉络清晰地呈示了他的“第三次反思”，他的思辨话语至今读来依然生机活跃着。
上世纪九十年代，王元化先生发表在本报的一系列文章中，最主要、影响也最为广泛而深远的是他对五四的再认识。在这些文章(包括答问)中，王元化先生反复指出，五四除了个性解放、人的觉醒值得在中国思想史上大书特书外，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精神遗产。与此同时，他郑重提出，五四时期流行的四种观点今天有必要对它们作清醒的再认识再估价，这四种观点包括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
“对于激进主义的批判是我这几年的反思之一。……如果要探讨进化论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应该着眼于今天仍在支配思想界的新与旧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新的都是好的，进步的，而旧的都是不好的，落后的。所以谈论旧的就被目为回瞻，批评新的就被目为顽固。在进化论思潮下所形成的这种新与旧的价值观念，更使激进主义享有不容置疑的好名声。”(《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刊1994年12月3日)
“我认为过去写五四思想史很少涉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很少被人注意，倒是表现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遗产之一。
“我曾经用历史走错了房间来解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些倡导自由平等的人，往往从他们以幻想绝对的集体主义为终极目标的主张中，导致出专制主义。
“对民主一知半解或茫茫然无知，而仅仅靠喊口号，民主是无法建设起来的，这就是我九十年代以来所关心的问题。
“倘使任何一种潮流，不问正和反，是和非，由于害怕‘逆之者亡’，就顺着它走；试问:你又如何保持你那不肯曲学阿世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呢？激进主义不是五四时期才有的。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改革运动屡遭失败，这是激进主义在遍地疮痍的中国大地上得以扎根滋长的历史原因。环境过于黑暗，爱国者认为，只有采取过激手段才能生效……”(《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刊1999年5月1日)……从王元化先生的这些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反思不是天马行空的“思”，其间充溢的是他对人间、对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的忧患意识。又如谈到人的素质，王元化先生见解独到地指出:“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却往往是为人所忽视的，这就是有关公民意识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公民权利没有受到尊重和维护，也就影响到每个公民对于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冷漠态度。这就是长期以来造成公民意识缺乏的主要原因。”(《关于人的素质等问题答问——与胡晓明对话》，刊1995年7月1日)
翻阅王元化先生留在本报上的一篇篇文字，《夜读后记》、《我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秋夜读书录》、《回忆录一章:读莎剧时期的回顾》、《读陈修良著〈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一九九一年回忆录》、《〈九十年代日记〉后记》、《思辨录四则》、《谈莎士比亚》、《记任铭善先生》……我们仿佛又看到王元化先生在大样上作最后推敲、修订的笔迹，看到了一个思想者十多年来的心路历程。
王元化先生走了，留下了一个长长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背影，而他的话语还将继续激励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敢于秉笔直书，说真话，这就需要有真诚的愿望，坦荡的胸怀，不畏强暴的勇气，不计个人得失的品德；同时，还需要对人对己都具有一种公正的态度。”(《讲真话》，刊2003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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