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树新时期文学精神 |
| 2008-06-20 作者：吴士余 |
■吴士余
●处在经济社会中的上海文学界、出版界受到文化消费主义滥觞的冲击和消蚀，尤其是作家、出版人，读者常常被内容苍白、思想平庸、包装五光十色的文学碎片所惑，市场炒作的热衷替代了文学精品的创作与出版的文化责任，新时期文学曾一度高扬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被弱化或被边缘化。
●上海处在构建国际化大都市的重大社会变革中，需要弘扬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通过文学作品传递上海的文化影响力。
吴士余:资深出版人。著有《古典小说艺术琐谈》、《文学，现代人的思考》、《小说形象新论》等。
由著名作家王安忆、资深出版人孙颙策划、主编的白玉兰文学丛书业已出版(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出版)。丛书重现了上海实力派作家的风采，所选作品颇能代表上海作家在新时期文学时期的创作水准。如王安忆《长恨歌》、王小鹰《丹青引》、叶辛《蹉跎岁月》、竹林《女巫》、赵长天《不是忏悔》、陆星儿《痛》、沈善增《正常人》、程乃珊《金融家》、陈村《从前》等。王安忆、孙颙在序文中有这样的言说:80年代是一个文学的繁荣时期，上海作家被新时期文学的浪涛推波助澜，登上舞台，同时又承当起新时期文学的主力(王安忆)；对于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小说家们的记录，各有侧重不同，而作家的观察与书写把城市的画像丰富起来(孙颙)。确实如此，丛书再读，除油然而生的亲切感，更有一重体验出版的回味。
上世纪80年代，“文革”后的出版复苏呈现两大热点，一是世界文学名著的普及，二是知青文学和反思文学的繁荣，由此推动全民的文学阅读，上海的文学创作和出版适时涌现一批为全国文坛瞩目的作家群和文学编辑，有的成为文学界、出版界的领军人物。这一时期，上海文学创作与出版的文化影响力、辐射力，一度成为全国的一个风向标。究其原因是，上海的文学创作和出版鲜明地聚焦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张扬。具体地说，呈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直面人生，介入生活，真实记录社会激荡中上海人的生活史、心灵史，文学作品与广大读者的零距离接触，有着共同的人性诉求；二是充满激情而坚守理性的现实批判精神，文学叙事与思想言说的和谐与共振产生强烈的感染力。白玉兰丛书选编的长篇小说，不少是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叙事，这是新时期上海作家倾心而执着的话题。《蹉跎岁月》、《从前》、《痛》、《正常人》都留下了这段催熟成长的历史记忆。这些作品拒绝文学教条，将社会、时代、人的本义存在记录于个人体验和文学理想的文学叙事中。当然，收入丛书的小说远不限于知青文学。上海作家在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成果还广及众多层面，如竹林《女巫》对文化寻根的探索，孙甘露《呼吸》对新时期文学的文本书写实验，赵长天《不是忏悔》、王小鹰《丹青引》对城市人生的冷峻批判，都引起文坛与读者的关注。然而，这些作家的文学创作都表示出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一种自觉。正如王安忆所总结的那样，“我们这些写作者，主要的特征是现实主义”，“我们前后大约跨越两代，远至‘五四’新文学，近到新时期文学，可说是我们共同的养料，我们都怀有对生活和人的关怀。”白玉兰文学丛书收入上海实力派作家的精品力作，集中反映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成果。这些文学精品的审美价值不只限于生动的文学叙事和个性化的文本书写，更多是对时代、社会、人生作冷峻的反省。白玉兰文学丛书的出版，也不单单是对上海作家文学创作作一次历史总结和回顾，更可以看作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在出版界的一种价值回归，其意义应超过作品重版的自身。
二十多年过去了，新时期文学已成为历史的话题。处在经济社会中的上海文学界、出版界受到文化消费主义滥觞的冲击和消蚀，尤其是作家、出版人，读者常常被内容苍白、思想平庸、包装五光十色的文学碎片所惑，市场炒作的热衷替代了文学精品的创作与出版的文化责任，新时期文学曾一度高扬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被弱化或被边缘化，新时期文学的精品逐渐淡出读者的文学阅读，甚至已被新一代青年、作家们遗忘。这一现象若不及时纠偏，且毫无节制地蔓延，难免会出现文化的倒退。这显然与优秀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先进文化建设的导向相悖的。
为此，我建议，上海的文学界、出版界重树新时期文学精神，作家、出版人、媒体人应该联手，构造一个高扬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新的文化效应，就像“百家讲坛”普及传统文化经典那样，营造一种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回归的创作自觉和出版自觉的文化氛围，推进上海的文学创作，提升上海出版界的文化影响力。
白玉兰文学丛书记录的是上海的历史，出版界更需要作家对上海的今天作出回应和新的思考。尤其是，上海处在构建国际化大都市的重大社会变革中，需要弘扬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通过文学作品传递上海的文化影响力。时下，上海出版界正在谋划“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出版工程”，其中正缺少反映上海30年改革开放的文学精神力作，希望上海作家、出版人能填补此项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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