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艺术 理想的轨迹（附照片） 2007-11-09 作者：钱满素     ■钱满素     《理想主义的困惑》  彭小莲著  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     从小，在我心目中就树立了这样的信念:理想主义是伟大高尚的，唯心主义是主观荒谬的。但是有一天，我惊讶地发现这两个对我来说意义截然不同的中文词在英语里竟是用同一个词来表达的——Idealism！这使我好像突然悟到点什么，也不知是理想主义降了，还是唯心主义升了，反正这两个词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屈指算来，认识小莲已经二十五年，虽不经常见面，但联系却从未中断，知道她一直在勤奋而紧张地拍片、写作、读书、思考。她的每部作品——无论电影、小说、纪实文学，或是其他——无不倾注了巨大的心力，这本新作《理想主义的困惑》也不例外。书中记录了她和小川的交往、她完成小川的遗作《满山红柿》记录片的经过，以及有关小川的种种，而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故事后面的故事——她对小川的“热爱和迷惘”。     小川绅介是日本著名的纪录片导演(1936－1992)，小莲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88年的夏威夷，小川看了她拍的《女人的故事》，于是这部“漂亮的电影”和“漂亮的女导演”便进入了他的视野。等到他们再见面的时候，已经是1990年，那年在意大利都灵电影节相遇后不久，小莲应小川之邀去了日本，他答应帮助她做纪录片《我的日本梦》。没想到的是，小莲发现小川的工作条件非常艰难，仅仅完成了前期的调查，在接触的第二年，他就病逝了，小莲的片子没有拍成。     结果是时隔八年后，小莲却帮助小川完成了他最后的片子《满山红柿》，该片于2001年被评为日本十佳纪录片。谁都知道，要共同完成一件心灵的作品——而且是没有商量地共同完成——实在是太难了，没有精神和艺术的共鸣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合作是小川的信任，也是小莲的情意，是两个电影人的相互理解、欣赏和感动。     小川是以1968年拍摄成田机场农民对抗的纪录片闻名的。他出生于东京，七岁回到乡下，在战时长大，懂得农民对土地的执著感情。当政府征用土地建造机场时，农民反抗了。小川凭着他对贫困的体验和对电影的酷爱，一头扎到第一线去拍摄，一拍就是六年，完成了令人震惊的《三里冢系列》，他也成为纪录片大师。     1975年，小川工作室开始成为一个公有制的集体，在日本最贫困的农村山形县牧野村，他们一边种地，一边集资，一边拍片，过着十分艰苦的二十四小时共同生活。这是一个二三十人的小型公社，没有私有财产，所有人都跟着小川干革命，开始的时候，是和小川有着共同的理想，或许说，他们是将小川的理想视为自己的理想。他们拍摄了在现代化过程中受冲击的日本农民，拍摄了行将消亡的村落，还有那些渐去渐远的传统。农民支持他们，感激他们，他们的片子在电影节上让国际震撼。     然而，让小莲深感困惑的——也许也是让小川深感困惑的——是这个令人骄傲的理想主义群体为什么在维持八年后竟然溃散了？成员们似乎忍无可忍，一个个托故离去。当散伙的时刻终于到来时，小川让大家说出理由——说出背叛他的理由。小川是个为理想献身的人，他支撑着这个工作室，制作出一流的电影，他一人挑着众人的担子，难道大家不应该和他一样为理想献身吗？为什么还要离他而去？如果小川是那种仅仅把理想作为口号的口是心非的人，那么事情的发展倒不难理解，但小川是真诚的，他是言行一致的。     说起理想之高尚，真让人难以拒绝。但理想不是抽象的，是有具体内容的，每个人每代人的理想都受其时空的限制，没有人能永远地规定理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小川记录了弱势农民的反抗，这符合当时的理想。但时过境迁，现代化促进了经济发展，日本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他们不再反抗，小川的工作于是变得困难，因为日本人的理想改变了。     人是能改变客观世界的，但世间万物有其自己的规律，人类社会也有其世代凝聚的传统，并非都能够或都应该随着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理想而改变。人类说到底还是以适应环境为主的，因为环境的许多改变根本不可预料。固守理想去改变现实，往往成为堂吉诃德；固守某个时代的理想，就会否定时代发展后的新理想；固守某些人的理想，就会否定其他人的理想。所以当我们满怀理想时，还是别忘了我们是人，是有局限的，对大千世界保持一份谦恭，保持一份敬畏为好。     对小川这样身体力行的理想主义者，小莲是满怀敬意的，否则她不会去完成《满山红柿》。但小川的理想主义又不能不引起她的迷惘，于是就有了这本《理想主义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