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财经 《他乡之税》的担当 2008-11-21 作者：杨吉     ■杨吉     三年前，吴晓波的蓝狮子预支了田毅和赵旭部分稿费，支持他们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深入一个名叫平城的西部小镇，去观察和记录当地人们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为的就是揭开其背后鲜为人知的隐秘的税收真相。     为此，田、赵两人数十次跑到平城、访问上百人、查阅资料书千卷，历时八年终于写就《他乡之税:一个乡镇的三十年，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以下简称《他乡之税》)一书，叙述平静却意味深长，书写从容却暗含张力。这让人想起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虽然一个是小说，一个是历史——不过巴尔扎克不是说“小说是一个时代的秘史”，而我们看到的这部真正的历史比小说丰富精彩得多。事实上，通过田、赵对平城三十年迈向现代化历程的描写，人们不禁思考: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冲突和矛盾是怎么来的？为何一度曾如此激烈、严重？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成了“问题”？在应对三农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基层建设又会经历怎样的挑战、又当何去何从？就这个意义而言，《他乡之税》注定是一本很严肃的书、一本有担当的书、一本负责任的书。两位“非著名”作者着实写出了一本能体现知识分子忧思和关切之心的好书，对此，作为项目资助人的吴晓波称赞道:“他的书稿一拖再拖，可能不是商业意义上的‘好作者’，不过，我喜欢这样的作者。”     吴晓波说得没错，从畅销书、市场运作的角度来看，田、赵做的可能是无用功，因为《他乡之税》并不好读。这个不好读，一方面是因为页数太厚，注释太多，让人索然无味；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主题太重，学术味太浓，让人望而生畏。在讲究速读、浅读、悦读的当下，《他乡之税》的严肃、深刻和凝重并不见得讨喜。然而，从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了解我国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和反思基层政治运行的现状、检验农村改革成败得失等一系列宏大的议题来看，《他乡之税》不早不晚、来得及时。     在田、赵笔下，我们看到了平城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三十年财政史:从“文革”后期的官方与农民两个明暗交易网络，到1980年代中后期的生产资料争夺大战；从进入市场大办乡镇企业，到后来“引税”这个潜在非制度性税收流动的兴衰，直到最近几年农村改革力度的加大和出现的复杂的县、乡、村新关系……这个三十年，不仅仅属于那个乡镇，也属于广大多数知名或不知名的乡镇、农村。窥一斑而知全豹，《他乡之税》叙述的其实正是一部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税收流动的大历史。     但这个“史”并不好写。诚如田毅所说:“很多个日子，我的地板上布满各类剪贴资料，还得编写索引目录。大量费时费力的原始工作总让人心灰意冷，但只要深入平城起伏变迁的历史，又是那么令人激动。”为了避免先入为主、以论代史或只论无史，田毅和赵旭从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汪荣祖的《史学九章》和萧公权的《问学谏往录》中得到启发，特别是萧公权的《问学谏往录》，它就要求治史应当“放眼看书”辅以“小心抉择”。而在田、赵这边，他们便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的事实寻找过程，一手资料的挖掘乃书写历史的基石。所以，他们选择的是最笨也是最踏实的方式。就是把所有访谈、档案和报刊等一手资料按时间顺序排列，先不论主题，而就经济社会深入发掘和研究，从实出发，并结合大量全国资料和研究，特别是各地的调研报告，细细梳理、对比、分析，最终仍以本地历史事实为主，点墨勾画。     田毅表示:“他想写出一部以财政史为线索的区域经济社会史。”他做到了。《他乡之税》呈现的不仅有财税和政府，还有历史变迁中的复杂性和深层性关联。例如1990年代中后期乡村发展放缓，现在主要的解释是乡村关系复杂和宏观经济紧缩。这些当然都是，但田毅和赵旭通过对事实的描述硬生生地把另外一些重要关联讲给我们听，如自80年代中期起一直下放于基层的教育、水利等公共服务的缺失，如上级对村民一些经济纠纷缺乏协调能力和权威，如引税等非制度税收流动给乡村带来的巨大负债负担。他们似乎还继承了“年鉴史学”的开山宗师、法国人布洛赫的衣钵——他们细细捕捉着事实和事实间的关联——那些行云流水下，我们时常疏漏的东西。更奇妙的是，这些潜在的东西不是观点，而是事实，是以更深更多的事实来解释表象。     《他乡之税》可能将改变人们的历史观，历史不再被技术化和碎片化处理，真实的人和故事也不再缺席。另外，中国乡镇的形象也因而得以丰富、立体和饱满。田、赵以“税收流动”为线索进而将不同阶段、不同财政体制下的财力动向，以故事方式娓娓道来，这些都让我们从这么小一个中国乡镇更贴切和准确地理解着:中国基层政治的运行法则及基层官员的行动逻辑。(《他乡之税:一个乡镇的三十年，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田毅赵旭著中信出版社出版定价:4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