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关注 “中国通”总理陆克文 2008-01-11 作者：     陆克文，澳大利亚新任总理，是西方政要中第一位会说汉语的“中国通”。他在大学期间就学习中文，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到北京任职，对中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的上任将对中澳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陆克文传》(［澳］罗伯特·马科林著，毕熙燕译，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为我们全面解读陆克文的传奇人生。     你对中国挺了解的，是吗？那你就去瑞典吧     1981年11月14日，陆克文和特丽莎·瑞恩在堪培拉郊区瑞德的圣约翰圣公会教堂举行了婚礼。婚礼的第二天，新郎新娘到夏威夷的海滩度过了一个短暂的蜜月，然后就奔赴了他们的第一个海外职场。     “我当时是外交部一级官员。”克文说。事实上，1981年对他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年——我进入了外交部，我加入了工党，我结了婚”。     瑞典，他们的目的地，此刻正值隆冬。“我们于11月23日到达斯德哥尔摩。当地正下着我从来没有见识过的、最可怕的暴风雪。”克文说，“在那之前，我都不知道暴风雪是什么样子。我看着特丽莎说:‘这是另外一个星球。’”     那个职位对于一个刚刚学到了不少有关东方的专业知识的人来说似乎有些出乎意料。“咳，这就是全世界共用的关于外交事务的智慧。”克文笑了，“你对中国挺了解的，是吗？那你就去瑞典吧。你的视野会扩大。”     他工作的第一年被分配重点作有关芬兰的简要介绍。     无论如何，让野心像积雪那样融化在自己的脚步之下不是陆克文的性格。到了第二年，他把挪威也纳入自己的简要报告之中。他主动安排了一次到那儿的旅行，并写了一份关于冷战的关键性的安全议题。     “我出去参观了挪威的主要原油和天然气中心。”根据他的同事们的说法，其结果是这一类工作中的一个经典案例。他在奥斯陆向所有的分析家们作了一个数据详细的长长的报告，是关于苏联向西欧输送原油的输油管及其他向西欧提供能源的可能的途径。     当这份报告送回到堪培拉时，它引起了西欧组的组长罗杰·布朗的注意。“那时候我正在阅读大量的报告和评论。”布朗说，他的地位是很人微言轻的，但我被他作的报告吸引了——那份挪威报告实在是不错。     布朗马上回信给斯德哥尔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轻人。我要奖励他。”     陆克文在斯德哥尔摩组织了一次澳大利亚电影节。然而从他未来的政治事业的角度来说，他在斯德哥尔摩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在1982年，他代表澳大利亚出席了第一次关于大气中臭氧层消耗水平的国际研讨会。     当这对夫妇于1983年返回堪培拉时，罗杰·布朗召见了他。“我们通过聊天发现我俩原来都是从国立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们之间长久的友谊就这么开始了。     被派到北京任职。“他做得不是一般的好。”     对外交往贸易部认识到，他们需要克文这样的人才，可派到北京任职。但是因为他的中文说得还有点儿不够利索，就决定送他到香港深造半年(尽管在香港没人说普通话)。     克文上了香港中文大学。“他们的普通话课程主要是为国防人员和特工人员设计的。”克文说:“于是，我当时除了学会了不少帮你在北京街头使用的语言以外，还学会了‘你的火焰喷射器准备好了吗’一类词汇。”     当他们终于来到中国的首都时，实在是大开眼界。“那时候的北京美得很。”陆克文说:“只有一幢高层建筑，那是在长安街上的一幢大楼。其他都是三层小楼。那是一座除了没有城墙，别的什么都一样的老北京。”     骑自行车的人很多。他和特丽莎一人买了一辆自行车。当他们可以把杰西卡放在家里时，他们就骑车加入人流。那是非常好，非常有利于健康的锻炼，不过带着孩子骑车则很不容易，也很危险。“所以我买了一辆破旧的丰田车，是从即将离任的新西兰的一秘手里买的。”陆克文说:“花了我600澳元，我全部的存款。我们用这辆旧车把北京看了个遍，那感觉好极了。街上除了少有的几辆红旗高级轿车——那种社会主义大型车外，几乎没有别的机动车。”     陆克文和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受人尊敬的丹尼斯·阿高尔关系处得很好。他还很快掌握了北京口音。     特丽莎在这一段奇特的经历中也没闲着。去北京在当时被看作是个苦差，因为那里的外交人员的食物供应不是很好。“那里有一个友谊商店，里面有一些冰冻的食物，但那只能是在有电的时候享用。”她说:“还有西红柿酱罐头。通常你能买到火腿。有时候能买到白菜，有时候可买到苹果。洋葱基本上总能买得到。那时候还有一个新的时髦饭店，里面有肉酱和奶酪。”     然后，她在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英语教学资料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那是他们在北京第二年的事了。陆克文已经晋升为使馆政治处的一秘。他的晋升发生在有威望的罗斯·伽瑙特代替丹尼斯·阿高尔担任驻中国大使的时候。     伽瑙特现在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是澳大利亚最杰出的公务员之一。“我一到任马上就带着大使委任书去见主席先生。”伽瑙特说:“紧接着我又直接跑去一个钢铁厂参加开业典礼。这个钢铁厂对澳大利亚的铁矿和煤很感兴趣。”周末当伽瑙特返回大使馆时，他又和使馆工作人员一起去明十三陵野餐。     “那儿有一点空地，所以十三陵中的一个陵，成了澳大利亚人周末集中休息的地方。”伽瑙特说，“我们野餐之后就在陵墓旁边打一会儿板球。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见到克文的。”那是他俩之间长久交往的开始。陆克文记得很清楚，他笑着说:“我们把昭陵洗礼为澳大利亚陵，我们在‘亵渎神灵’。昭陵是当时最年久失修的一个陵墓。”     “估计每一个考古学家知道了都会感到无比震惊，即那条青石铺就的礼仪甬道，简直就是最标准的三柱门，掷出的球跳得非常平稳。”     伽瑙特说:“在十三陵打板球只是随便玩玩。我们当时在北京也打很正规的板球赛。”     遗憾哪！陆克文的守门技术，自当年他在宴蒂纳河第三队至今，没有什么大的长进。伽瑙特说:“我们澳大利亚的11名参赛队员，通常选不上他。不过有时候他也上场。他作为一个守门员勉强说得过去吧，偶尔也能得几分。”     北京板球场设置的地点非常特殊，紧挨着天坛。场地一边是个巨大的语录牌，所以“我们或者背靠天坛掷球，或者背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掷球。那里有一个大看台，我们给它命名为毛主席纪念看台”。     然而，使馆的生活并不全是玩。大使很快发现了陆克文的长处。“很明显，他非常能干，很有效率，在外交界将是个很成功的人士。”伽瑙特说:“他在这一领域会大有前途。”     据伽瑙特说，陆克文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在每一项新分配的任务上，事先就下了工夫。他说:举个例子，我们那时没有一个负责经济的特别官员，所以他当时要做的一件事是对中国的经济现象作出报告。     他知道自己没有这方面的背景，因此花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大使在这方面提出的各个问题，从而悟出该怎样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此同时，他学会了经济方面的专有词汇。什么事情，他只要不清楚，就一定要学会。后来在一些其他事项上，他也是如此。比如外交策略方面的议题，他很努力地去掌握，以便作出正确的判断。     陆克文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了解中国，这是他特别喜欢这份工作的原因。“那会儿实行的还是那种旧的，但是很好的海外政策。你在一个国家工作，就该多少懂点那个国家，”克文说:“否则你的智力就只停留在中国式的照搬苏联模式的心理学上:谁上来了，谁下去了，为什么等等。最明智的方法就是到农村去，或到别的省市去，去亲眼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在中国到处旅行。”     他和罗杰·布朗的关系得到再一次续写。罗杰在1984年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驻上海的总领事。“我们建立了很深的友谊。”     伽瑙特说，作为一秘，陆克文的主要职责是报告有关中国国内政治。“和中国人交往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他做得不是一般的好。”     陆克文回忆当时中国对外国人高度警惕的政治防范系统说:“中国人不被允许到我们的住所来，除非有官方的邀请，或者是经外交人员服务局批准。所以和中国人交往很困难。”他说。     不过在当时，一些异常的内部变化正在发生。在首都北京的街头，特丽莎尤其注意到了这种变化:     我们还在那儿的时候，邓小平讲话了，说你们可以卖掉丰产物资，并自得其利。一夜之间，街上有了小摊贩。     一夜之间，你突然可以花很少的钱买一件丝绸睡袍。一夜之间，你可以买到不带伤的苹果。到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那儿已经有了一些私家车，虽然不是很多。50％的人不再穿中山装了。产品变得非常丰富。而且从那时起，这种变化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第二年当中，特丽莎又怀孕了，她决定在香港生孩子。     “我们喜欢呆在中国，”特丽莎说:“但是在那儿你不能安全地输血。我们要求延期，在这个职位上多做一年。可是就在我准备去香港之前的一周，澳大利亚外交部通知我们说:‘不行，我们不能给你们延期。’他们的理由很充分，建议我回家生孩子。”     对于回家，陆克文的感情是复杂的。他在中国的这段时间既令人兴奋，也使人沮丧。“我从1984到1986年底呆在中国，”他说:“但实际上是在我回国之后，先是给万·高斯的昆士兰工党政府工作，然后给自己的公司工作。到那个时候我才真正交了中国的朋友。但那已经是好几年之后的事了。”     与此同时，他在外交部的地位和同辈的年轻成员相比已经不能同日而语。最高一级的上司已经作出了决定:要把他培养为领导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