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人物 基辛格:被尼克松“残酷折磨” 2008-05-09 作者：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是极富盛名的权力人物。由于他行事诡秘，手腕高超，素有变色龙之称。《基辛格－－大国博弈的背后》(［美］沃尔特·艾萨尔森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是第一部基辛格的传记全本，引用了基辛格的许多私人文书和机密文件，挖掘了基辛格的复杂性格和他所探索的外交博弈。     基辛格绕开美国国务院，建立通向北京的秘密渠道     基辛格没有尼克松那种夸海口的习惯，谈论事物要点时总是举重若轻。但1971年，他收到企盼已久的一封中国飞来的、邀请他访问北京为美国总统访华铺路的密信时，基辛格手舞足蹈地跑到尼克松那里去汇报。“这个，”他说，“是‘二战’以来美国总统接到的最重要的信息。”     虽然这话说得有些夸张，但绝对是真知灼见，和共产主义中国建立战略联系是美国自马歇尔计划和创立北约以来最重大、最精明的外交政策。     基辛格在开启中国大门过程中的运筹帷幄——和毛泽东、周恩来的秘密交往，联合北京对付莫斯科——是他个人色彩和外交实践紧密结合的一个最佳例子。他通过操纵别人的怨恨网罗盟友、编织秘密联系，靠奉承、哄骗和离间分化赢得对手的认同。作为一场大屠杀的幸存者和研究拿破仑时代权术政治的学者，他相信强力人物和强势力量是世界的塑造者，个性和政策不可能截然分开。秘密行事对他而言是个再自然不过的控制工具。     1969年下半年，中美大使级谈判中断一年多后，美国驻华沙大使按照基辛格的建议在一次招待会上拦住了一位中国使馆官员，向中方提出恢复会谈的要求。中方同意了，国务院随即大张旗鼓地根据标准程序向各地使馆、办公室官员和庞大外交机器的每个角落散发了报告，唯恐天下不知。基辛格被这种毫不保密的做法吓坏了，报告了总统，尼克松同意他的意见，担心“孩子怕还没出生就毁在摇篮中了”。     从国务院夺走中国事务主导权的另一个更有力的理由是，官僚机构办事墨守成规，缺乏灵活性。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也或许北京也发生了类似的官僚机构间的激烈血拼，中方代表在华沙也表达了类似意思:这些会谈或者可以在大使这一级别上进行，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现在的问题，至少对基辛格而言，是如何绕开国务院建立会谈的秘密渠道。     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于1970年因美国入侵柬埔寨取消了华沙会谈，双方也没有约定新的会谈时间。基辛格后来说这次会谈破裂简直是“天意”，标志着国务院参与的结束。     基辛格尝试各种不同方法试图建立秘密渠道，他让法国使馆武官沃尔特和中方联系，但中方没有反应，基辛格回忆说，“大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严肃的政府要搞这种事情。”另一个错误在于他想通过中国军方建立联系，而当时中国的国防部长林彪是个强硬的反美派。     这期间，双方利用各种公共场合眉目传情。在华盛顿频频释放善意、表达热望的情况下，中国最终选择了巴基斯坦作为沟通媒介。而尼克松私下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北京表达美国希望和中国建立新型关系的口信。在一个通讯如此发达的时代，信使们花六个礼拜来回奔波，绕过整个地球传送领导人们手写的便条，然后高声宣读出来。     便条是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上面写道:“为讨论中国领土台湾的归还问题，中方非常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来到北京。”基辛格相信，抛出台湾问题这块难啃的骨头仅仅是个幌子，万一会谈适得其反中方领导人也好有个台阶下。重要的是，派特使访问北京的建议被中方接受了。     基辛格用没有政府水印的打印纸做了回复，请巴基斯坦大使带回。上书:美国特使愿意赴北京就两国关系中“广泛领域里的问题”进行会谈。基辛格在回复中还就台湾问题写下了一句后来成为中美有关协议基础的话:“关于美国在台湾的驻军问题，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一旦东亚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美国就将减少其军事存在。”这样，基辛格又设下了一个微妙的连环套:如果越南问题得到解决，美国会从台湾尽快撤军。国务院和罗杰斯谁都不知道这回事。但基辛格却把事情告诉了罗马尼亚政府——尼克松和基辛格与中国的另外一条沟通渠道。莫斯科随后便从罗方知道了此事。一个奇特有趣的情形出现了:中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苏联外交部都是知情人，唯独美国国务院被蒙在鼓里。     尼克松对基辛格的“残酷折磨”     整个1971年春天，双方都没有什么通信。然后，在日本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格伦·科恩，美国队队员、来自圣莫尼卡的19岁小伙子突然闯进了历史舞台。比赛过后，他主动和中国队员庄则栋打招呼，还搭上中国队的便车去附近的珍珠市场游玩了一趟。科恩送给庄则栋一件T恤衫，对方回赠了一条围巾。     中国错误地认为，科恩的热情接触很可能是华盛顿精心策划后发出的政策信号。结果，美国乒乓球队吃惊地收到了访问北京的邀请，整个世界在这种出其不意的乒乓外交面前呆若木鸡。     4月21日，中国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再次向美国传话:“中国政府重申，愿公开在北京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如基辛格先生)或美国国务卿，甚至总统先生本人亲自前来会谈也欢迎。”     关键时刻到了:到底该派谁去？     基辛格后来说，“最初并没想过让我去”。但可以肯定地说，他脑袋里绝对闪现过这个念头。尼克松在这个问题上折磨基辛格时可谓残酷无情。平生第一次，总统对自己的助手表现出某种竞争心理，甚至是愤恨和忌妒。     因此尼克松开始反复琢磨和念叨着干脆自己先去，不用特使之前先开路。这绝对是可能的。基辛格极力劝总统打消这个念头，他说:“总统仓促出访中国太过危险。”     尼克松默许了，接着他便开始考虑一长串的人名。基辛格一开始提了戴维·布鲁斯，此君是驻维也纳的美国和越南的谈判代表，提出他大概是基辛格一个笨手笨脚的小花招，因为很容易在合适的时候将其一脚踢开。尼克松提出了几个别的名字。卡波特·洛奇？有问题，这家伙以前当过驻南越大使。前得克萨斯国会议员，即将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乔治·布什？也不行，他对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新思维了解不够。纳尔逊·洛克菲勒？这可让基辛格难受了好一阵子，直到尼克松认为他太过惹眼，基辛格才松了口气。     基辛格后来称，罗杰斯的名字从未被提起过。尼克松说的恰好相反。“好吧，”他回忆当时说。“比尔怎么样？”如果国务卿去，尼克松认为，中国人“肯定就知道我们是动真格的了。”尼克松颇带几分戏谑地回忆说，说这话时他发现基辛格正紧张地翻白眼。后来，当着霍德曼的面，尼克松和基辛格又讨论了一番特使人选的问题。最后，觉得已经把基辛格折磨得差不多了，尼克松才宣布:“亨利，看样子你不得不亲自跑一趟了。”     基辛格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长出了一口气，他太想亲自把这件策划已久的事情办成了。基辛格琢磨，选他是因为尼克松想把这事的功劳牢牢地按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冒险让一个咋咋呼呼、地位太高的特使抢了风头。基辛格此时还是个相对不太出名的助理，从来没举行过公开的新闻发布会。     6月2日，中方的回复让期待已久的基辛格激动不已:周恩来同意他来访，并表示，毛泽东主席“乐于”尽快接待尼克松总统访华。     周恩来的答复抵达时，尼克松正举行国宴款待尼加拉瓜总统，基辛格让人把消息捎了进去。没过一会儿，俩人就乐颠颠地聚在林肯起居室里欢庆这一秘密胜利了。尼克松翻出一瓶别人送他的法国陈年老酒，从壁橱拿出两个酒杯，“为那些因我们的工作而有机会生活在一个和平世界的下一代人们干杯！”     但是，总统看上去有种古怪的忧虑，就像他在获胜的一刻常会有的感觉一样，总是担心到手的胜利会变味。现在，他尤其担心基辛格会盖过他的光芒。尼克松私下敦促基辛格找一个北京之外的地方和中国官员会谈。这样基辛格这趟亚洲之行对其后尼克松中国之行的戏剧性造成的冲击将会小之又小。     白兰地下了肚，干杯完毕后，基辛格才坐下来和温斯顿·洛德细细琢磨如何回复周恩来的口信。基辛格在回信中建议，他将于5月9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从伊斯兰堡飞赴北京”。这下，可怜的尼克松注定要在美国公众听完基辛格绘声绘色介绍北京的奇光异彩之后才能访问这座神秘的城市了。     尼克松也留了一手:他命令基辛格不得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俟后发表的声明上。就连基辛格上路后，尼克松还不停地纠缠着打电话提醒他。“我没完没了地接到指示。”基辛格回忆道，“重复我走前已经听了无数遍的话:公报上不得出现名字。”时候一到，基辛格全然没有顾及尼克松的命令。     1971年7月9日，星期五下午，基辛格一行降落在北京机场。他们被带到了一处维多利亚风格的国宾馆里，高墙深院，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在那里，基辛格见到了中国总理周恩来，一位憔悴而优雅的长征老兵、73年的生涯中有50年奉献给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见面，基辛格想起了杜勒斯曾怠慢周总理，于是连忙夸张地先伸出了自己的手，“这是抛弃过去的第一步，”他回忆说。     两天里，基辛格和周恩来进行了17个小时的会谈，两人一口气能谈上七个小时。但周恩来身上有一种真正的伟人才具有的气质，这显然是基辛格所不具备的，尽管治理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但周看上去永远都是从容不迫，从不受人干扰，从不给人一种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的印象，也无须去接电话。“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基辛格后来唏嘘道。     在认真考虑美国人的愿望和需求后，中方第二天带来了一份新版本。只改了一个词，但正是基辛格求之不得的。里面丝毫没提台湾问题。最后，尽管尼克松一再告诫基辛格决不可在公报上落款，文件上还是白纸黑字地写下了“周恩来总理和亨利·基辛格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