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人物 龙应台：目送，不必追 2009-11-20 作者：     《目送》(龙应台著)的七十四篇散文，写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行，写缠绵不舍和绝然的虚无。     这是一本生死笔记，深邃，忧伤，美丽。正如作者所说:“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     什么     我有一种乡下人特有的愚钝。成长在乡村海畔，不曾识都会繁华，十八岁才第一次看见同龄的女生用瓶瓶罐罐的化妆品，才发现并非所有的女生都和我一样，早上起来只知清水洗素颜。在台南的凤凰树下闲散读书，亦不知何谓竞争和进取；毕业后到了台北，大吃一惊，原来台北人人都在考托福，申请留学。     这种愚钝，会跟着你一生一世。在人生的某些方面，你永远是那最后“知道”的人。譬如，年过五十，苍茫独行间，忽然惊觉，咦，怎么这么多的朋友在读佛经？他们在找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     表面上毫无迹象。像三十岁时一样意兴风发，我们议论文坛的蜚短流长，我们忧虑政事的空耗和价值的错乱，我们商量什么事情值得行动、什么理想不值得期待，我们臧否人物、解析现象、辩论立场，我们也饮酒、品茶、看画、吃饭，我们时而微言大义，时而聒噪无聊，也常常言不及义。     可是，没有人会说:“我正在读《金刚经》。”     会发现他们的秘密，是因为我自己开始求索生死大问，而愚钝如我会开始求索生死大问是因为父亲的死亡，像海上突来闪电把夜空劈成两半，天空为之一破，让你看见了这一生从未见过的最深邃的裂缝、最神秘的破碎、最难解的灭绝。     于是可能在某个微雨的夜晚，一盏寒灯，二三饮者，在觥筹交错之后突然安静下来，怅然若失，只听窗外风穿野林肃肃，山川一时寂寥。     “你们看见了我看见的吗？”我悄声问。     这时，他们不动声色，手里的高脚酒杯开始轻轻摇晃，绛红色的酒微微荡漾但绝不溅溢。一个点头说:“早看见了。”另一个摇头说:“汝之开悟，何其迟也。”然后前者说:“你就从《楞严经》开始读吧。”后者说:“春分将至，或可赴恒河一游。”     我惊愕不已:嗄，你们都考过了“托福”啊？     我想到那能诗能画能乐、又曾经充满家国忧思的李叔同，三十八岁就决定放下，毅然出家——他究竟看见了什么？夏丏尊在父丧后，曾经特别到杭州定慧寺去探望李叔同，李叔同所赠字，就是《楞严经》的经文:     善哉阿难！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固有轮转……     弘一法师在自己母亲的忌日，总是点亮油灯，磨好浓墨，素心书写《无常经》:     有三种法，于诸世间，是“不可爱”，是“不光泽”，是“不可念”，是“不称意”。何者为三，谓“老、病、死”。     他是否很早就看见了我很晚才看见的？     我们的同代人，大隐者周梦蝶，六七岁时被大人问到远大志愿时，说的是:“我只要这样小小一块地(举手在空中画了个小圆圈)；里头栽七棵蒜苗，就这样过一辈子。”梦蝶今年八十六岁了，过的确实就是“一小块地七棵蒜苗”的一辈子。是不是他早慧异于寻常，六七岁时就已知道“不可爱”、“不光泽”、“不可念”、“不称意”在生命本质上的意义，否则，他怎么会在城市陋巷的幽晦骑楼里，在那极其苍白又迷惘荒凉的五十年代时光里，写下这样的诗句:     所有美好的都已美好过了甚至夜夜来吊唁的蝶梦也冷了     是的，至少你还有虚无留存你说。至少你已懂得什么是什么了     是的，没有一种笑是铁打的甚至眼泪也不是……也是五十年代，彼得·席格把《圣经·传道书》里的诗谱成了曲，旋律甜美轻快，使人想跳舞，可是那词，倾听之下总使我眼睛潮湿，喉头酸楚: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     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放手有时，保持有时、舍弃有时     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难的是，你如何辨识寻找和放手的时刻，你如何懂得，什么是什么呢？     两本存折     是的，我也有两个秘密账户，两本秘密存折。两个账户，都无法得知最终的累积或剩余总数，两本存折，记载的数字每天都在变动，像高高悬在机场大厅的电动飞机时刻表，数字不停翻滚。     我知道两件事:一个存折里，数字一直在增加，另一个存折里，数字一直在减少。数字一直在增加的存折，是我自己的；数字一直在减少的那一本，是别人给我的。     于是有一天，我带着那本不断增加的存折去见一个头戴黑色斗篷看起来像魔术师的理财专家，请教他，怎样可以使我的这本存折更有价值。     “价值？”桌子对面的他露出神秘的微笑，上身不动，忽然整个人平行飘滑到桌子的左边，我用眼睛紧紧跟随，头也扭过去，他却又倏忽飘回我正对面，眼神狡狯地说，“小姐，我只能告诉你如何使这里头的‘数字’增加，却无法告诉你如何使这数字的‘价值’增加。”     数字，不等同价值。也就是说，同样是一千万元，我可以拿去丢进碎纸机里绞烂，可以拿去纸扎八艘金碧辉煌的王船，然后放一把火在海面上烧给神明，也可以拿去柬埔寨设立一个艾滋孤儿院。     这不难，我听懂了。我弯腰伸手到我的环保袋里，想把另一本存折拿出来，却感觉这人已经不在了。我叹了一口气，缓缓走出银行。银行外，人头攒动，步履匆忙。疾步行走的人在急速穿梭人堆时，总是撞着我肩膀，连“对不起”都懒得出口，人已经走远。一阵轻轻的风拂来，我仿佛在闹市里听见树叶簌簌的声音，抬头一看，是一株巨大的玉兰，开遍了润白色的花朵，满树摇曳。我这才闻到它微甜的香气。     就在那株香花树下，我紧靠着树干，让人流从我前面推着挤着涌过。从袋里拿出我另一本存折，一本没人可询问的存折。存折封面是一个电子日历。二○○八年五月有三十一个小方格，每一个方格里，密密麻麻都分配着小字:     05－0109:00高铁屏东探母05－1218:00钱永祥晚餐05－2515:00马家辉谈文章05－2619:00安德烈晚餐轻按一下，就是六月的三十个小方格，也有密密麻麻的字；再按一下，七月的三十一个方格，密密麻麻的字；八月的三十一个方格里，全是英文，那是南非开普敦，是美国旧金山，是德国汉堡……     不必打开，我就知道，存折里头，谁装了一个看不见的沙漏。     因为无法打开，看不见沙漏里的沙究竟还有多少，也听不见那漏沙的速度有多快，但是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的是，那沙漏不停地漏，不停地漏，不停地漏……     有一片花瓣，穿过层层树叶飘落在我的存折封面，刚好落在了十二月三十一日那一格。玉兰的花瓣像一尾汉白玉细细雕出的小舟，也像观音伸出的微凹的手掌心，俏生生地停格在十二月三十一日。     我突然就明白了:原来，这两本存折之间，是有斩钉截铁的反比关系的。你在那一本存折所赚取的每一分“金钱”的累积，都是用这一本存折里的每一寸“时间”去换来的。而且，更惊人的，“金钱”和“时间”的两种“币值”是不流通、不兑换、不对等的货币——一旦用出，你不能用那本存折里的“金钱”回头来换取已经支付出去的“时间”。任何代价、任何数字，都无法兑换。     是的，是因为这样，因此我对两本存折的取用态度是多么的不同啊。我在“金钱”上愈来愈慷慨，在“时间”上愈来愈吝啬。“金钱”可以给过路的陌生人，“时间”却只给温暖心爱的人。十二月三十一日，从今日空出。我将花瓣拿在手指间，正要低眉轻嗅，眼角余光却似乎瞥见黑斗篷的一角翩翩然闪过。     跌倒——寄K     不久前，震动了整个香港的一则新闻是，一个不堪坎坷的母亲，把十岁多一点的两个孩子手脚捆绑，从高楼抛落，然后自己跳下。     今天台湾的新闻，一个“国三”的学生在学校的厕所里，用一个塑料袋套在自己头上，自杀了。     读到这样的新闻，我总不忍去读细节。掩上报纸，走出门，灰蒙蒙的天，下着细雨。已经连下了三天雨，早上醒来时，望向窗外，浓浓的雾紧紧锁住了整个城市。这个十五岁的孩子，人生最后的三天，所看见的是一个灰蒙蒙、湿淋淋、寒气沁人的世界。这黯淡的三天之中，有没有人拥抱过他？有没有人抚摸过他的头发，对他说:“孩子，你真可爱！”？有没有人跟他同走一段回家的路？有没有人发简讯给他，约他周末去踢球？有没有人对他微笑过，重重地拍他肩膀说:“没关系啊，这算什么？”有没有人在MSN上跟他聊过天、开过玩笑？有没有人给他发过一则电邮，说:“嘿，你今天怎么了？”     在那三天中，有没有哪个人的名字被他写在笔记本里，他曾经一度动念想去和对方痛哭一场？有没有某一个电话号码被他输入手机，他曾经一度犹疑要不要拨那个电话去说一说自己的害怕？     那天早上十五岁的他决绝地出门之前，桌上有没有早点？厨房里有没有声音？从家门到校门的一路上，有没有一句轻柔的话、一个温暖的眼神，使他留恋，使他动摇？     我想说的是，K，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里，谁，教过我们怎么去面对痛苦、挫折、失败？它不在我们的家庭教育里，它不在小学、中学、大学的教科书或课程里，它更不在我们的大众传播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只教我们如何去追求卓越，从砍樱桃的华盛顿、悬梁刺股的孙敬、苏秦到平地起楼的比尔·盖茨，都是成功的典范。即使是谈到失败，目的只是要你绝地反攻，再度追求出人头地，譬如越王句践的卧薪尝胆，洗雪耻辱，譬如哪个战败的国王看见蜘蛛如何结网，不屈不挠。     我们拼命地学习如何成功冲刺一百米，但是没有人教过我们:你跌倒时，怎么跌得有尊严；你的膝盖破得血肉模糊时，怎么清洗伤口、怎么包扎；你痛得无法忍受时，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别人；你一头栽下时，怎么治疗内心淌血的创痛，怎么获得心灵深层的平静；心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时，怎么收拾？谁教过我们，在跌倒时，怎样的勇敢才真正有用？怎样的智慧才能度过？跌倒，怎样可以变成行远的力量？失败，为什么往往是人生的修行？何以跌倒过的人，更深刻、更真诚？     我们没有学过。     如果这个社会曾经给那十五岁的孩子上过这样的课程，他留恋我们——以及我们头上的蓝天——的机会是不是多一点？     现在K也绊倒了。你的修行开始。在你与世隔绝的修行室外，有很多人希望捎给你一句轻柔的话、一个温暖的眼神、一个结实的拥抱。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你。可是修行的路总是孤独的，因为智慧必然来自孤独。     冬，一九一八     月亮升到海面上的时候，你坐到计算机前，开始写:我们的父亲，出生在一九一八年的冬天。     然后脑子一片空白，写不下去。你停下来，漫游似的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大战刚刚结束，俄国刚发生了革命，段祺瑞向日本借款，“欣然同意”将山东交给日本。日本大举进兵海参崴。两千万人因流感而死，中国有全村全县死光的。那，是一个怎样的冬天啊。     我们不知道，这个出生在南岳衡山脚下的孩子是怎么活下来的。湖南的冬天，很冷；下着大雪。孩子的家，家徒四壁。     我们不知道，七岁的父亲是怎么上学的。他怎么能够孤独地走两个小时的山路而不害怕？     我们不知道，十六岁、稚气未脱的父亲是怎么向他的母亲辞别的；独生子，从此天涯漂泊，再也回不了头。     我们不知道，当他带着宪兵连在兵荒马乱中维持秩序，当敌人的炮火节节逼近时，他怎么还会在夜里读古文、念唐诗？     我们不知道，在一九五○年夏天，当他的船离开烽火焦黑的海南岛时，他是否已有预感，从此见不到那喊着他小名的母亲；是否已有预感，要等候四十年才能重新找回他留在家乡的长子？     我们不知道，当他，和我们的母亲，在往后的日子里，必须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将四个孩子养大成人，当他们为我们的学费必须低声下气向邻居借贷的时候，是不是曾经脆弱过？是不是曾经想放弃？     我们记得父亲在灯下教我们背诵《陈情表》。念到高龄祖母无人奉养时，他自己流下眼泪。我们记得父亲在灯下教我们背诵《出师表》。他的眼睛总是湿的。     我们记得，当我们的母亲生病时，他如何在旁奉汤奉药，寸步不离。     我们记得他如何教我们堂堂正正做人，君子不欺暗室。我们记得他如何退回人们藏在礼盒底的红包，又如何将自己口袋里最后一叠微薄的钱给了比他更窘迫的朋友。     我们记得他的暴躁，我们记得他的固执，但是我们更记得他的温暖、他的仁厚。他的眼睛毫不迟疑地告诉你:父亲的爱，没有条件，没有尽头。     他和我们坚韧无比的母亲，在贫穷和战乱的狂风暴雨中撑起一面巨大的伞；撑着伞的手也许因为暴雨的重荷而颤抖，但是我们在伞下安全地长大，长大到有一天我们忽然发现:背诵《陈情表》，他其实是在教我们对人心存仁爱；背诵《出师表》，他其实是在教我们对社会心存责任。     兄弟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仁爱处人、忠诚处事，但是那撑着伞的人，要我们辞别，而且是永别。     人生本来就是旅程。夫妻、父子、父女一场，情再深，义再厚，也是电光石火，青草叶上一点露水，只是，在我们心中，有万分不舍:那撑伞的人啊，自己是离乱时代的孤儿，委屈了自己，成全了别人。儿女的感恩、妻子的思念，他已惘然。我们只好相信:蜡烛烧完了，烛光，在我们心里，陪着我们，继续旅程。     在一条我们看不见、但是与我们的旅途平行的路上，爸爸，请慢慢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你正要将写好的存入文档，一个键按错，突然冒出一片空白。文字，被你彻底删除。     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