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偏见 |
| 2008-05-02 作者：郜元宝 |
■郜元宝
“文如其人”这句老话，狭隘对待，很容易刻舟求剑，胶柱鼓琴，因为文往往并不如其人，或并不完全如其人。人已逝，或将逝，文则遗留后代，垂为公器。人的活动与影响有限，文只要被阅读，可不受时空限制而作用于世道人心，故文可大于人。然而纵使一流作者，也不能尽写心声，尽传精神，故文也可小于人。之所以人外有文，文外有人，盖因人与文紧相连属又并不相等。太史公说他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孔子世家》)，这符合亚圣孟子之意，所谓“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但落脚在“想见”，不敢断言可从书本坐实作者之为人，承认心目中的作者只是凭推想出来的形象，这就说得极有分寸，既顾及文如其人的一面，看到文与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也顾及文不如其人的一面，看到文与人的断裂和差异，比一度流行的英美“新批评”割断文与人的关系，或大为此派诟病的浪漫主义批评完全视作品为作家的自叙传，都要高明许多。
但这只是概乎言之。作者不同，其与作品的远近亲疏，又各不相侔。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有言:
“古人遗集，不得以年月限者，其故有三:生逢治朝，无变故可稽，一也；居有定处，无征途显迹，二也；语在当身，与庶务罕涉，三也。杜皆反是，变故、征途、庶务，交关而可勘，而年月昭昭矣”。
他甚至说“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诚为高论。浦氏提醒读者，在文与人的关系上，要注意两种情况。一是文人身逢“治朝”(太平年代)，无大“变故”，不常流徙，甚或终身定居一隅，作品也不广涉社会人生，不能从中见出作者与时代的复杂关联，如此“遗集”难以编年，价值也较低；另一种情况如杜甫，其作品真实记录了变故、征途和庶务(社会现象)，无形中自撰了一份年谱或传记——不言而喻，价值也更高。
如不嫌简单，我想说，现代作家(“五四”至1949)与当代作家(尤其是1970年代末登上文坛的)相比，显著差别在于前者多写自己与时代的变故、征途与庶务，不啻“自为年谱”，而书中其人宛在，宛然有一个鲁迅、一个周作人、一个胡适之、一个陈独秀、一个郁达夫、一个徐志摩、一个朱自清——活在无数读者心中。当代作家则反是，“自为年谱”的很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也颇不容易。他们的作品或许各具风格，所塑造的人物，所描写的世界，或许多有可观，然而由于种种难以备述的缘故，鲜能直写自己的全人，鲜能将清楚的精神印记留在作品中。他们仿佛脱离了作品，只为家属留下版权。结构主义批评家宣布“作者已死”，主张理解作品可不顾其人，我虽不敢苟同，但也不妨买椟还珠，将这句激言借来赠给当代作家，并请读者留意:当代作家某些方面或者赶上乃至超越了现代作家，但他们已越来越丧失将真实的自我写入作品的能力。
编选这套“现代文人自述丛书”，就是想和读者诸君一道，暂时放下当代作家太多的惺惺作态和太多的自以为是的“杰作”，也暂时躲开书商、评论家和作家以文学为名向读者联合发出的太多的恫吓与欺瞒，回到中国文学的现代，不假良史之笔，不托飞驰之势，更毋庸乎各种添油加醋的传记与深文周纳的研究，只将现代文学作品本身看成现代作家“自为年谱”，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走出当代文学的名利场与狭的笼，也换个角度，将现代文学作品读出新意。
但这只是我作为编者之一的浅见。质诸高明，未知当否？
(本文是作者为“现代文人自述丛书”所作的“总序”，该丛书由四川新华立品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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