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书人茶话 拔地苍松有远声 2008-05-16 作者：王春瑜     ——悼元化先生     ■王春瑜     上月8日下午，我在上海，去瑞金医院探视病中的王元化先生。想不到一年不见，他竟病成这样:骨瘦形销，咳嗽不止，全靠吸氧、输液维持着生命。但是，他的神智仍然非常清醒，用微弱的声音对陪伴身旁的其二姐元清大姐、妹妹及甥女介绍说，“这是明史专家”，并让元清大姐送我他的新著《人物小记》，令我感动不已。更令我感动的是，他一如既往惦记京中的好友，问李锐、吴江、邵燕祥先生的近况，我告诉他春节前有次聚会，我见到李锐老，神采奕奕，发言声音宏亮，吴江老人不仅依然下笔千言，还能写整版文章，燕祥先生动了大手术后恢复很快，思维敏捷，语言幽默如常，又可以写杂文了，他听后为慰。但又说近日京中有人来，说李锐身体不好，我答应他返京后了解一下，他仍很关心时势，我说了七八分钟，他即说，我累了，闭上眼睛。我怕影响他休息，赶紧跟他说:您多保重，我六月份再来看您。他的听力已大为减弱，尽管我用大声说话，仍需要元清大姐再大声对着他的耳边复述，他才能听见。辞别元化先生，我的心头感到十分沉重，不禁想起1984年春天，在龙华医院探望我的好友隋唐史、中国法律史专家杨廷福教授(1924－1984)的情形，他与元化先生患的是同样的病，病状也很相似，我返京不久，他就溘然长逝了。对元化先生，我很担心，次日我去探望何满子老前辈，告诉他元化先生病情危殆，何老叹息之余，安慰我说，他每天服一粒从美国进口的药，价格比较昂贵，估计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甚至有位友人跟我说，他还能活三四个月。但本月10日上午，我就接到了元化先生已不幸去世的噩耗，痛感失去了我最敬重的一位良师、益友，心中的悲凉，难以言表。我在书房里默默地枯坐了一整天，翻看日记中与元化先生交往的记录，与他的多次合影，他的音容笑貌，对我的厚爱，不停地在眼前浮现，恍如昨日事，我觉得他依然活着。     我结识元化先生很迟，但也有十一年了。1996年夏，他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记辛劳》，深切怀念在孤岛时期结识的老友诗人陈辛劳。关于辛劳的下落，我珍藏的阿英编新四军出版的《新知识》杂志上，有条阿英亲自写的辛劳诗集的书讯，是条珍贵的史料，我便将此页复印，连同我写给元化先生的信，托该报编者转给他。元化先生看了此信后，很重视，亲笔来信道谢，并希望能进一步了解辛劳最后死难的详情。我托盐城、南京研究新四军历史的专家查阅史料，得知辛劳身患重病后，在东台被捕，死于敌手，但细节不详。以后我转告元化先生这些情况后，他仍然感到惘然，可见他对亡友是多么的一往情深。不久，我读了《王元化先生学术年表》，述及老作家也是老革命、元化先生的挚友彭柏山，不禁感慨系之，便在报上发表了关于彭柏山一篇佚文的文章，我在此文的按语中激愤地写道:“走笔至此，眼前不禁又浮现出郭猛烈士庄严、巍峨的纪念碑。可是，又有谁会为他的出生入死、军功卓著、后蒙冤而死的战友彭柏山立纪念碑呢？我看柏山还不如当年与郭猛一起战死在日寇的枪口下呢！呜呼，柏山忠魂何处觅？思之不胜感喟，又何言哉。”元化先生读了此文后，便打电话给彭柏山的女儿电影导演彭小莲博士，推荐此文，说他看了很感动，小莲很快给我来信，从此我们成了文友。这年(1998年)春天，我去无锡给亡妻过校元女士扫墓后，在太湖畔的一家宾馆小住，致电元化先生问候，他接到电话后，很高兴，在电话里聊了一个多小时，邀我去上海时，可住庆余别墅，由他代订房间，他也住在那里。我去上海后，小莲陪我同去，受到他的热情款待，此时他的身体尚好，聊天二、三小时，仍谈兴未减，话题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历史、戏剧、掌故，大概十句话中，他说七句，我说三句，真是汪洋恣肆，海阔天空，使我获益匪浅。此后，我每年都来上海，有时一年来两次，每次都住庆余别墅，有两次更是与元化先生对门而居。我在京中，也常打电话给他，除了问候起居，也告诉他一些时政、文友的信息。有时他也打电话来聊天。他每次与我聊天的内容，我觉得都很有收获，在日记中记下要点。     回顾与元化先生十一年的交往，他的博览苦读、宽厚待人，都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元化先生是位思想家、大学者，著作等身。但是，他仍然手不释卷，文、史、哲、经，古今中外，无所不读。聊举二例:邓榕回忆其父小平的书出版后，有朋友送我一本，我读了十几页，就忙于写作，搁到一边了。可我去上海后，元化先生告我，他将全书认真看了一遍，说收获很大，并花了二个多小时，详细诠释给我和小莲听；他用别的记载，和此书的材料互相印证，多所阐发，使我顿开茅塞。真遗憾当时没有录音！我相信，在元化先生的老一辈学人中，恐怕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认真读邓榕的书，并有那样大的收获。我不禁想起陈垣老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可惜元化先生没有将读邓榕书的心得写成书，倘写出来，功力当不在陈垣老之下。晚年，元化先生的目力越来越差，以致只好请人给他读报、读书。但是，2004年春天，他来电告我，已将牧惠送给他的几本杂文读完，有时读到深夜，会心时，竟哈哈大笑起来，真担心照料他生活起居的小伙子听了，以为他发神经了！他说牧惠的杂文里有大量信息，很多事以前他都不知道。看了他的《与纪晓岚说古道今》，觉得很有意思，很开心。我将元化先生的电话内容转告牧惠后，他很感动，说王老已八十四岁，目力又不济，却耐心读他的杂文，真感不安。元化先生还给牧惠打了电话，约他去上海见面，不幸这年6月8日，牧惠文兄却突然病故，我电告元化先生后，他不胜痛惜。     元化先生比我年长17岁，是老前辈。但对我一直视为老友、好友。他写的书，除了他的全集外，新时期以来出的书，差不多都送我了。让我难以忘怀的是，1999年8月，元化先生出版了线装书《清园文稿类编》(一函，十种)，印制精美，古色古香。后来我去上海，元化先生送我一套，当场用毛笔在书的扉页上题签“春瑜仁兄惠存清园王元化癸未雨水后五日”。赠书时，他无奈地说:“这套书印制较少，你回京后，不要声张，其他几位好友我都不能送了。”我从方庄搬到市中心西什库大街后，居舍宽大，我请元化先生题“老牛堂”，以光门楣。元化先生很快在小莲陪同下，冒雨去上海图书馆他的书室，给我题好寄来。后来小莲告我，元化先生写了几张，挑出他满意的一张寄我。我请人精心装框后，悬于客厅内，来客无不赞赏元化先生的书法遒劲、潇洒。2004年元化先生还写了两幅字寄我，一幅是鲁迅语录，一幅是老子的一句话，真使我喜出望外。我都装裱后，挂于书斋，朝夕相对。我读了元化先生的《日记》、《思辨录》后，写了学习心得，在《社会科学报》、《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都谬承元化先生夸奖。我写的杂文，也受到他的鼓励。2003年4月，我写的《新编〈孟子〉》在《社会科学报》上刊出。元化先生读后，特地打来电话，说“正感到很闷气，你的这篇杂文，真给我出了一口闷气！”他很不满意某些杂文家的宣泄式的杂文，说这是违背鲁迅杂文传统的，因为鲁迅即使在那样政治高压的背景下，他的杂文也很少宣泄自己的情绪。忝为杂文家之列，元化先生的告诫，对我也是终身受用的。这些年来，我先后请元化先生为我出版的几本书题字，为陆秀夫纪念馆写联语，甚至受文友之托，代求墨宝，元化先生都是有求必应。这样厚重的情谊，我是无法回报的。     元化先生曾为安徽的《学术界》题辞“拔地苍松有远声”。他不幸遽归道山，这个题辞，我认为不失为是元化先生自身形象的写照。他作为当代杰出的思想家、评论家、文学家，是人文科学的一面旗帜，一生追求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矢志不渝，老而弥坚，影响了一代学人。此刻，我凝望着挂在墙上元化先生赠我的墨宝，是鲁迅早期杂文中的一段话:“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想，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我想告慰元化先生的英魂:您放心地走吧，我们一定会沿着您的脚步，继续坚韧不拔地“向前进”。     2004年，本文作者与王元化先生(右)在上海庆余别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