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记者的时代 |
| 2008-07-18 作者：柳珊 |
■柳珊
《记者如何更专业》 张志安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活跃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除了人们熟悉的解放军、武警、公安战士，同样惹人注目却又令人感到新鲜的是另一个群体——新闻记者。他们中间不仅有来自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等各类媒体的国内记者，而且还有不少来自美联社、路透社、CNN等国际知名媒体的外国记者。也多亏了这些不辞劳苦、不顾个人安危的记者，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地关心中国地震灾区的人民才能够在第一时间耳闻目睹现场发生的各种情况，仿佛自己与灾民们一起经历了那一个又一个震撼人心的感人场面，一个又一个痛彻心肺的不眠之夜。在这次巨大的灾难面前，中国重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理解与支持。我们不能不承认，所有这一切，国内外的新闻媒体以及相关新闻记者实在是功不可没。
对于这次地震灾害中的国内新闻报道，有研究者预言说，这将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拐点，因为它打破了以往中国媒体在此类新闻报道中的诸多禁忌。事实上，这或许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拐点。《羊城晚报》记者、《新周刊》原主编赵世龙曾说:“‘五四’时期是文人的时代、作家的时代，现在的这个时代，我认为是一个好记者的时代，记者正在推动社会。”(张志安编著《记者如何更专业》，以下所有引用同此)虽然这个判断不无偏颇之处，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的某些本质——我们的社会正在被好记者所推动。这些好记者既包括赵世龙、卢跃刚、李大同、曲长缨等这样一大批优秀的职业记者，也包括无数活跃在各大网络论坛中的公民记者，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语言、乃至责任感不懈地守望维护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与良知，一点一滴地推动着我们这个社会朝更加开放、自由、和谐、理性的方向前进。
相对于公民记者，职业记者与媒体之间存在着更为直接的密切关系，这使他们肩负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与社会期盼。因此，这一群体的职业状况与精神追求就值得所有关心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人观望注视。张志安编著的《记者如何更专业》，沿着中国深度报道三十年实践的轨迹，围绕《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等十余家当今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媒体，对二十余位新闻业界知名的好记者进行了深度访谈。著者通过他们的职业生涯与人生故事，真实而又深刻地揭示了这一职业群体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所面临的种种光荣与屈辱、骄傲与羞惭、希望与失望。
是的，在今天的中国，要做一个受社会尊重并为广大受众所认可的好记者实在是太难了。因为当前中国新闻界“总体上，是一个缺乏专业共识的职业圈，也是一个缺乏监管标准的新闻界”。可尽管如此，放眼世界，新闻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行业，在判定一个好记者时，有些标准和要求仍是可以恒定不变的。通过这本书，我们不难发现，好记者离不开好稿子，而好稿子的定义首先又离不开新闻写作的技术。正如卢跃刚所言:“更重要的是稿子；你上刀山下火海拿回来的东西是垃圾，一样不能见报。”的确，具备良好的写作技巧对于一名好记者来说是必备条件。我们不能低估媒体受众的水平，作品技术上不过关，没人会接近你，更不会接受你。这对新闻记者，尤其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中的新闻记者来说，是一条铁定的规律。在人们慨叹文学创作日渐式微的同时，新闻作品的写作却日趋繁荣。
然而，好的写作技术并不意味着能够催生出一名好记者。在中国，成为一名好记者更需要具备面对事实的责任与勇气，坚守信仰的热忱与执着。可贵的是，尽管有着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但这些好记者们仍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他们所热爱的新闻事业与人生理想中去，或者说，他们中的不少人选择新闻事业就是在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所以他们能规避权力的压制，抵抗金钱的诱惑。他们有激情，但他们并不狂热盲目，他们抱成一团，相互取暖、相互支持，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有好记者这样谈自己的从业感受:“第一，作为记者能够身处当下中国这样一个大转型时期是非常幸运的，在欧美一些成熟国家，不会遇到我们这么多灾难、这么多人祸、这么多体制转型、这么多政策改革，我们可以报道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第二，我们应当如何面对所受的限制？我的理解，相当于你是个断了条腿的残疾人，但你必须走下去，活下去。……大家都希望自己是个健全的人，但如果天生残疾，且发现目前医术无力回天的情况下，在争取更好医疗条件的同时，还是要安于做一个残疾人，并且尽可能生活得更好些。”
是的，好记者能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备感残缺与匮乏的时代里生活得好一些，他们“正以自己的行动在转型中国的语境中承载着铁肩道义、妙手文章的使命与责任”。也正是他们，为我们的新闻业赢得了些许尊严，为我们的时代留下了些许尊严。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