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三味书屋 用“显微镜”观察文明的进程 2009-11-06 作者：陈增爵     ■陈增爵     对于社会学家说来，他们眼中的研究对象是社团化的人，因为社会正是由众多社团组成的聚合体。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可以说是他们中的一个异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他的同行们运用历史的坐标衡量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他却自行其事地架起了显微镜。他要剖析人的心理活动。他从社会生活细节着手，逐一辨别人们的就餐、如厕、男女关系和攻击性等等行为举止，甚至考证人们日常生活中擤鼻涕、吐痰的习惯方式。由此，诺贝特·埃利亚斯的著作《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中译本厚厚的有六百余页。这部书如同冷兵器时代一柄厚重的巨斧，诺贝特·埃利亚斯挥动着它，势大力沉，他斫削着社会学与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之间往日人为筑就的藩篱，拓展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一片新天地。     除了斫削，在这部书中诺贝特·埃利亚斯还进行缝合，甚至嫁接。传统社会学认为“个人”与“社会”是各自独立的研究对象，他却将这两者缝合起来，说它俩“同是人的两个不同的、相互联系的方面”。他正是从分析个人情感的惊悸着手，聚焦于社团的希冀与向往，突破弥散历史表层的迷雾，从而展示社会的发展趋势。为此，他将“本我”、“自我”与“超我”引入——这是心理分析；他请来普鲁斯特、巴尔扎克、莫泊桑、福楼拜、安德烈·马尔罗、歌德——这是文学，统统嫁接到他的研究“植株”上，作为阐述自己理论的形象例证。     有汇集众多学科知识的底气，诺贝特·埃利亚斯便有胆识在该书出版三十年后的再版序言中公然宣称:如果要弄懂为何社会学家关于人类社会日趋进步的信念会在20世纪被人淡忘的原委，光注意到阶级形态是不够的；同样，他认为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进步的原因，也是很不充分的。他在《文明的进程》中断言:对于被人们视为西方文明人所特有的行为方式之形成过程，应该用人对自身的心理机制的控制、调节来解释——它并非是人出于“理智”的自我强制，而是“上有决策，下有对策”，是个人应对社会强制而不得不做出的“合理化”对策。在此书中，他以法兰西王国的兴衰历程为叙述轨迹，将它与英格兰、德意志的争雄称霸经过相比较，琐碎地，甚至可以说不厌其烦地考证着欧洲中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秩序的形成，从国家、政府、法律到警察，欧洲中世纪的领主、武士、国王、贵族、廷臣，以及军事暴力、经济赋税，在诺贝特·埃利亚斯的笔端下被呼来唤去，足以显示出他在历史学领域的渊博。     然而，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他书中关于西方文明人行为方式的研究理论，犹如撮合了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姻缘”。历史学、人类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也被他请来介入，如同“婚礼”的郑重其事，必须有众多嘉宾的参与和见证一样。只有一件事令人不解，那就是对教会作用的忽视，多半是一笔带过，充其量也只是点到为止。尽管如此，诺贝特·埃利亚斯还是令人信服地确立了自己的理论格局。他推断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无计划性，却有阶段性，并且朝着人的情绪日益得到控制、社会愈益整合的方向前进；因为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化逐渐形成了如同网络密布的“文明”行为规范，个人的处世行事必须控制情绪，适应这行为规范才能不断成功，从而逐渐提升自个的社会地位；个人情绪化冲动的发泄，除了梦境，就是阅读小说、参与文艺活动(例如观看电影中暴力场景和浪漫爱情)等；文明浪潮的可靠标志就是社会对书籍的强烈需求，因为本能的转化与调节既要求写书，也要求读书；如此等等。《文明的进程》由此将历史心理学扩展成历史社会心理学，提出要进行心理发生学和社会发生学的研究。     正是出自对人的心理分析，在书中诺贝特·埃利亚斯还从文明的兴亡胜败的行进过程，考察社会不同阶层之间人们的行为模式之反差与转变。威胁、恐惧、羞耻、荣誉，甚至习惯，都被他运用于说明人的行为都有一个从社会的外来强制转变为自我强制，又逐渐转变成习惯成自然的本能调节和情绪克制的过程。骑士的匹夫之勇的一时张狂，逐渐不敌廷臣的工于心计的长远谋略；贫困农夫的辛勤劳作欲求摆脱断炊之苦，殷实商人的逐利经营迫于竞争压力和维持脸面身份。作者一一细诉的这般分析，不排除经济因素，更注重心理探索。他强调社会中人们的粗野行为如何被强制规范，逐渐转化成优雅仪态的动因，是身处社会下层的人渴望跳出自身阶层，进入上层社交空间的心理欲求使然。由此他将这一个人的压抑、克制情绪的心理历程，用“同化”和“浸润”的色彩描绘。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尽管照搬《文明的进程》的论点，说明中国国家出现的历史过于牵强，然而，诺贝特·埃利亚斯着重以心理角度探究社会文明进程的见解，不但在社会学领域自成一家而成为人文经典名著，对于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否也有借鉴意义呢？     (《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德］诺贝特·埃利亚斯著王佩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