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三味书屋 中西文化交流与会通 2010-01-15 作者：田芳园     ——由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触说起     ■田芳园     龚道运先生为儒学宗师牟宗三的大弟子和国学巨擘饶宗颐先生的入室弟子，是新儒家第三世学人。其一生研治中国思想，于孔孟儒学、先秦诸子、宋明理学，沉潜甚深，于西方哲学亦造诣不浅。秉承牟宗三先生“欲明了中国学术文化在近代的变迁历程以及预见或指示今后发展方向，中西文化的接触与会通必须探究”之教，用力于儒教与基督教接触及会通的研究，以龚先生话述之，因儒学发展“已汇合释、道而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基督教“则融合欧洲、西亚、小亚细亚和非洲的文化而为西方文化的主体”，两者成为“中西文化的深层和核心部分”。而在当代“要讲中西文化交流与会通，自当环绕儒学和基督教为中心而展开”。《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触》作为龚先生之遗作，将其研究近世以来儒教与基督教接触及会通的有关论文，配以论述儒家宗教性的相关文字，汇为一编。严寿澂先生在该书序中这样评价道:“栖霞牟先生创立的新儒学，正是致力于中西哲学会通所成之果，至于儒、耶两教的接触乃至会通，虽有所涉及，却未遑深论。近年颇有人从事于此，今日中国大陆，且渐成一显学，然而有如栖霞先生之学识与魄力，融中西于一炉而冶之者，似尚未见。”     从基督教入华历史来看，作者认为，基督教(当时称为景教)最早于唐入华传播，但当时借医传道并依附于佛教与道教实无独立性，谈不上基督教与儒教的会通；元代天主教(当时也称“十字教”)传入，却随元朝覆亡而匿迹；到了明清时期儒学和天主教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和会通，耶稣会派遣传教士罗坚明(MichelRuggieri)和利玛窦(MatteoRicci)来华，或借佛教或借儒学为中介，终未“采取正面对话的方式”传教；而基督教与儒教在十九世纪的接触所涉及地区之广，包括东亚的中国、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其对汉学的研究与儒教的直接接触为两者融会奠定了良好基础……可惜龚先生志业未竟，如今遗下书稿和资料累牍，留示后来者。我们或可于其妻陈月慧女士题写的后记中一窥其资料搜集整理的全心投入与来之不易，只因“东来的传教士活动地区主要在南洋，原始资料在这里，理应由本地人研究”学术使命赋予的责任担当，他日复一日在图书馆里搜寻中英文资料，“辛苦经营几年，资料大体齐备”后，才动笔写开篇第一章，且“成稿的速度比在大学任教期间慢得多”。直到躺在病榻上，他嘱咐图书馆管理员订购《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仅仅“就为了一个附注”。     书中，以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麦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理雅各(JamesLegge)诸传教士为例的个案研究，映现儒学与基督教在十九世纪的接触及其互动而必须历经复杂而漫长的进程，是论述的重点。通过追溯历史事件与还原文化传播之具体阶段，使中西文化在认同与辨异、融合与摩擦的验证中同异自现，迅速契入中西文化比较的关节，作者认为，对儒学的宗教性认识之不足，未认识“道德创造实体”是影响儒教与基督教两者辩异准确性的重要原因，而偏于宗教独断、不平等的文化对话传教态度，使耶教停滞于“单向轨道”，形成两者接触和会通的不利格局。     十九世纪始，诸传教士纷纷开展活动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儒教与基督教之真正直接接触，如入华先驱马礼逊及其助手米怜汉译《圣经》、编纂字典和文法、英译儒教经典、在马六甲创办书院、推广印刷出版事业等；麦都思更是晚年定居上海，结交儒士。他迁巴达维亚印刷厂到上海，取名墨海书馆，采用新式印刷术，出版耶教《圣经》和布道小册，及上海第一份中文报刊——《六合丛谈》。名儒郭嵩焘曾参观该馆，为该馆在中西文化接触史上留下佳话……但仅以汉译《圣经》对“God”的中文译名为例，就凸显儒教与基督教接触过程之“盘根错节”。马礼逊前期以“神”译耶教“God”，而晚期鉴于中国“神”与“鬼”并称，是一实然存在而不具有“上帝”的超越地位，又用“上帝”对译。由于前后矛盾，遂开日后耶教“神”和“上帝”译名之争。不可否认，借这次辩论，促进了耶教对儒教研究之盛况空前，耶儒接触因此也大大加深。不过，职是之故，马礼逊以其传教士立场，“不愿客观理性地从中华文化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背景去了解”，“独断地认为儒教一无是处”，坚持转化中国文化，其“独断和教条式的立场”，使两者的“直接接触无法客观进行”。鸦片战争前，中国深闭固拒，儒者亦不愿研究评估所译以取长补短，双方都不愿虚心真诚交流，未发展为“双程交通”，故影响不大、成效不彰。     至麦都思罗致中国名士助其修订《圣经》，围绕是以“神”还是“上帝”译“God”这一焦点，引发在《中华丛报》展开的剧烈辩论。麦都思为了反对“神”译“God”，甚至遍读儒教经典，搜集凡涉及神灵和幽冥存在及至高上帝的篇章，加以阐述讨论，出版专著《论中国人之神学:汉文表达至上神最恰当词汇之阐述》，呈现中国神学之完整体系，为耶教汉译“上帝”一词奠定不可动摇之理论根据。后成为权威的《新旧约全书》官本和合本，竟有百分之八十九采用“上帝”为译名，可见，“上帝”译名终为多数教士所采纳，影响深远。他从文化层次抱求同存异态度，看到“神”包括“人魂”的中国文化内容，“从传统狭隘的传播福音方式转而注重历史文化之比较”，深入接触儒教之意识形态。译名之争，涉及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其影响可谓深远。     诸传教士还论及儒教其他重要概念如“太一”、“阴阳”、“理”等等，采撷一例简介之，以显龚先生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独到目光。全书所论俱以中西文献为准，言必有据，又能以哲学的思理密察作深入而透彻的论析，为研究中西文化会通者所宜读。     (《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触》龚道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