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求光明的必然选择 |
| 2008-04-18 作者：陆士清 |
——曾敏之的《周恩来访问记》
■陆士清
一
今年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生110周年，中共中央举行座谈会隆重纪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活，高度评价了周恩来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胡总书记在论述到“周恩来同志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时，引用了周恩来所说的“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这句经典名言。
默念着这句名言，我不禁想到了尊敬的曾敏之先生，想到了他的《周恩来访问记》(以下简称《访问记》)。因为，这句名言，是62年前的4月28、29日曾敏之采访周恩来时，周恩来赠予的题字。题字的全文是:
人是应当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
到人民中去生活，才能取得经验，学习到本事，这就是生活实践的意义。
曾敏之访问了周恩来之后，写了《访问记》，原名为《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后来更名为《周恩来访问记》)，先刊登在重庆《新生代》周刊上，后又由上海《文萃》周刊转载。周恩来给当时只有28岁的青年记者曾敏之的题字，就记载在这篇《访问记》中。《访问记》在结尾时这样写道:“夜深了，微弱的灯光照着周恩来健康的手，他在一张白纸上为来访的青年记者题字，作为他离渝去京前的临别赠言。”下文即是题字的文字。题字是这篇访问记的结束语。
曾敏之访问周恩来和所写的《访问记》，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一直受到文史学界的重视。《周总理生平大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26页)、《周恩来传》(金冲及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二卷，第770至771页)都作为大事或重要事件予以记载。文学评论家陈辽先生在《八年抗战中的曾敏之》一文中评价《访问记》时说，“《周恩来访问记》发表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全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敏之也以此文为自已‘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的抗战文学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文传碧海》，香港明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二
《访问记》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又受到各界的重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曾敏之采访周恩来和《访问记》的发表，是当时新闻界、文化界、乃至国统区政界的一件大事。周恩来是中共领袖，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十年谈判的代表。被访人物的身份特殊。同时，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接受中国记者采访，也是他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将他的家庭情况和他寻求救国之路、最后选择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的个人经历公诸于世(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到过周恩来，但很简单)。
第二，曾敏之这次采访和《访问记》发表的时间点也不寻常。1946年4、5月间，可以说是中国的光明与黑暗搏击的关键时刻。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往何处去？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希望团结起来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和平、统一的新中国；而国民党顽固派则要坚持一党专政和独裁政治，一心想消灭共产党。迫于国际和国内舆论压力，国民党又不得不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国民党的主观想法是，一方面通过谈判使共产党屈服于国民党的统治体制，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如这招失败，即发动内战，在战场上消灭共产党。所以在谈判的同时，调兵遣将蚕食解放区，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共产党也知道和警惕着国民党的意图，但为顺应民意，所以也积极主张通过谈判，谋求建设一个新中国。抗战胜利的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率代表团来重庆谈判，后来也签下了《双十协定》、《停战协定》、《整军方案》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政协决议；但是国民党拒不执行，声称一定要攻占长春后才停战，后来则公然撕毁五方通过的政协决议，挑起全面内战。就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曾敏之采访中共领袖周恩来，揭示他的人生道路、革命生涯和追求和平建国的愿望，其意义是自不待言的。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访问记》本身的所展示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内容。
——《访问记》真实、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共产党领袖的形象。多年来，国民党一直污蔑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的“共匪”，是所谓“人皆曰杀”的“草寇”。可是出现在这里的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中共领袖周恩来，却是世家子弟，是博览群书、渴求真理的知识精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家；是可以不计前嫌、胸怀博大致力于国共合作抗日的爱国者；是民主、团结、统一、和平建国的不懈追求者；是光明磊落、重情重义、具有高尚人格魅力的时代英雄。
——《访问记》真实描述了民主、团结、统一、和平建国谈判的艰难，揭露了国民党的两面派作风，描述了中共追求和平建国的努力和决心。从“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时跟国民政府谈判算起，周恩来与国民党已谈了十年。如周恩来自已所说:“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却在这长期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放逐，走向死亡……”尽管民主、和平的事业如此艰难，但周恩来则要坚持奋斗。他向文化界袒露心迹:“我虽然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访问记》在光明与黑暗搏击的严峻时刻，公布了周恩来给曾敏之的题字，其意义是很深远的。“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当然，这首先是对曾敏之说的。曾敏之当时是《大公报》采访部主任，而这个采访部是一个进步的集体，他们的采访报道，常常与《新华日报》协同行动。特别是曾敏之，在采访报道中与周恩来有着“友谊的接触”，因而受到中共办事处的重视和关注。藉着他的采访，给他题字，实际上也就是希望他树立革命的理想，为实现理想而奋斗。同时，周恩来的“人是应该有理想的”，也是在严峻形势下，对国统区青年的号召，希望他们树立理想，走向进步，为缔造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这个题字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在和平建国形势危重的时刻，提醒与中共合作的朋友们，树立理想，坚持理想，风雨同舟，共度时艰，去争取胜利。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62年，历史和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周恩来的这一题字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来说，依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第四，《访问记》在文体上别开生面。这不是一篇典型的一问一答的访问记，而是一篇文学价值很高的报告文学。整篇文章内容展开的大部分时间里，被访人是隐藏于背后的，他只作为描写和叙述的对象出现在作者的描写或描写性的叙述中，只在关键节点上，被访主人公才出现在现场。比如国共和谈的艰难历程和形势，作品就是通过对周恩来出席“跟文化界朋友话别茶话会”的前后情景的描写来揭示的。这里有周恩来的所思所想，有沉郁的心境，有不屈的意志，有对朋友的深沉情义。在提到被蒋介石软禁“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张学良时，“周恩来那严肃的脸上，却闪过一种悲凉的泪光。”周恩来身世和追求真理经历的展示，则是通过作者的叙述来完成的。《访问记》笔墨凝重，饱含忧患沧桑，非常贴切地展现了周恩来彼时彼地的心境，很有感染力。如这一段描写:
这是周恩来离渝的前夜。窗外是如丝的春雨，嘉陵江上烟雾迷蒙。周恩来以富于感情的思绪在凭窗远眺。他对重庆这个城市所感受到的一切是太深刻了。他曾经在这里签下了几个历史文献；他曾经在这里经历了许多困惑而又悲哀的境遇，直到最近他还痛悼与他并肩奋斗二十年的战友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为和平事业，由重庆出发去延安请示而在中途遇难永不回来的损失。而现在，他要离开这个地方了，百忙中他抽出一点空闲，徘徊在这暗夜的城市的边沿。他在寻思如何排遣这寂寞的心境。
三
曾敏之为什么要采访周恩来，为什么要写这篇《访问记》？曾敏之在回忆中这样写道:“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战后能否合作建国，但始终谈不拢。为什么谈不拢？谈判过程究竟问题在哪里？未来的局势会怎样发展？大家都很关心。在这种形势下，我就想到去采访周恩来。当时我是《大公报》的采访部主任，旧政协开会时，我参加采访，与周恩来常常见面，与中共代表团都很熟悉，也去过中共在重庆曾家岩办事处。所以，通过周恩来的秘书，约好了时间，谈了两个晚上。”(《中国评论》2007年8月号，第54页至60页)曾敏之这里说的是:这次采访，是为了解国共谈判的前景。但是，通读《访问记》后我发现，了解和谈前景确实是采访的议题，但不是全部，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议题，那就是要深入了解周恩来的人生道路和革命生涯。
且看曾敏之的提问。整篇《访问记》中，曾敏之并未从正面提及和谈前景的问题(尽管在描写中也作为重要内容而触及)，这固然跟他行文的方式有关系，但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在他心目中所占的分量。而后一个问题，曾敏之则作为惟一的问题，从正面着重地提了出来。他问周恩来，“在此时，在此地，你对这多雾的城市一定怀有一种惆怅的感情。千万的人却很想知道你创造历史的经历，以及你最初从事共产主义革命时思想生活转变的形态。”对曾敏之提的这个问题，周恩来作了真诚而坦率的回答，以至于这个回答占去了《访问记》三分之二的篇幅。这个提问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曾敏之感受和反映了千万人民希望了解周恩来的要求；二是明显而强烈地透露了曾敏之对周恩来革命生涯的敬重和向往。关于第一点，这里不想展开论述，我只想进一步探讨一下曾敏之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敬重和向往，以及对曾敏之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曾敏之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文化。他身上流注着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的血液和精神。抗战爆发，他从广州来到桂林，追随抗日“文化城”众多进步文化人。他以《大公报》为阵地，努力报道桂林文化界的抗日活动，健笔报国。他作为《大公报》的军事记者，转辗于湘桂前线，进行战地采访报道。他期望军民奋起，还我河山，把苦难的同胞从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救出来；但是他失望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胜利之年”，我们中国的湘桂战场却遭受了大溃败。继衡阳失守，便是桂柳陷落，日寇千里追击，如入无人之境，直到攻占独山。在陷落的城池，日冠奸淫烧杀，生灵涂炭；在湘桂撤退途中，苦难的百姓啼饥号寒，惨不忍睹。悽惨情景，使曾敏之十分痛苦。局面怎么会变成这样？曾敏之想，到重庆后真的要问一问究竟是谁使得日寇如此猖狂，使得百姓遭此苦难和浩劫。然而答案早已存在，那就是腐败无能却又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府。战时陪都，国民党高官阔佬照样笙歌不绝、纸醉金迷。抗战胜利后那些腐败无能的官员抢夺交通工具，赶往上海等城市，抢金钱，抢美女，大发接收财！大厦连云华宴开，终宵歌舞醉金杯。美人脂粉将军印，都是无边枯骨来。曾敏之将一腔愤怒凝聚在自己的诗中。他深深感到，这个政府必须承担历史罪责，否则必将自食苦果。他突破《大公报》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原则，毅然在重庆文化界关于时局的进言上签名。他采访中共代表团、采访政协会议，见证了国民党所谓和谈的虚伪。他在多次接触中，周恩来那革命理想和不屈意志、爱国热诚和博大胸怀、重情重义所凝聚成的高尚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了他，吸引着他。两弹元勋钱学森曾说过:“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李宗仁说:“周恩来作为国共和谈的首席代表，高瞻远瞩，立地生辉，抛开国共两党各自的信仰不说，仅以有这样的杰出领袖人物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是天经地义的，顺乎情理！”(转引自《凤凰网》“纪念周恩来诞生110周年专题”)当时，曾敏之虽然不曾用如此明确的语言来表述他对周恩来的认识，但在他心目中，周恩来确是一座辉煌的灯塔。追求光明的曾敏之，在国共和谈行将破裂，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前夕，作这样的采访，写这样的《访问记》，并将之公开发表，这是对周恩来的崇敬，是对周恩来人生道路的向往和追随。对曾敏之个人而言，这是他追求光明的必然选择。
对曾敏之的这个选择，周恩来是十分赞赏和礼遇的。在访问结束时，周恩来为曾敏之题字，作为他离渝去南京的临别赠言。周恩来离渝去南京前，曾敏之在重庆冠生园设宴，为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宋平和外事秘书章文晋送别时，宋平曾郑重地转告了周恩来希望曾敏之去延安的意见。“如果你想去，可以跟周公一起乘马歇尔的飞机同行。”对此，曾敏之心怀感激，但考虑到自己立足于《大公报》，团结采访部进步记者，通过采访报道，在纷乱的政局中呼应中共的主张，则可以扬己之长，发挥更好的作用，因而未去延安。曾敏之的想法得到了两位秘书的理解和支持。从此，曾敏之遵照周恩来嘱咐，更为自觉地为一个理想的实现而努力奋斗，矢志不渝。
1947年7月，因反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李公朴和闻一多先后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在追悼李、闻的大会上，周恩来眼里噙着泪水发表讲话，激昂慷慨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此种空前残酷、惨痛、丑恶、卑鄙之暗杀行为，实在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之记录，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今已暴露无遗。一切政治欺骗，已为昆明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政治暗杀枪声所洞穿。”“中国法西斯暴行如此横行，虽极猖獗疯狂，实为法西斯统治之最后挣扎，自掘坟墓。”参加追悼活动的曾敏之也悲愤不已，回到报馆后还久久不能平静。他想到闻一多所说的:一个李公朴倒下了，千百个李公朴将站起来。现在，闻一多倒下了，我有责任将闻一多的真实情况，告诉社会、告诉人民，让千百个闻一多站起来。曾敏之知道，国民党已经举起了镇压人民的屠刀，白色恐怖的阴霾已经袭来，此时此刻来歌赞闻一多，明摆着是挑战国民党，是必遭忌恨的，是会有生死风险的。然而曾敏之想:有什么风险你就来吧，充其量也不过像前驱者一样，“走向伟大的休息”！于是，在沉沉的重庆之夜，在嘉陵江的水呜咽流淌中，他奋笔抒写了《闻一多的道路》(后改题为《闻一多画像》)，揭露了国民党对原本不问政治、贫困得近乎聊倒的诗人、学者闻一多都不能容忍的残暴。曾敏之在为实现理想而奋斗，而他的名字则进入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一年之后，他被以“共谍”罪名抓进了监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的新闻稿中点了曾敏之的名:重庆“共谍”曾敏之等300多人一网打尽。所幸的是，他被营救而得以幸存，继续追求光明之路。现在，高寿90的他，依旧精神矍铄，笔耕不辍，令人钦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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