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音 |
| 2008-05-09 作者：罗银胜 |
加强文学传播媒介的研究
社会文化的传播媒介对于文学具有深刻的影响。这包括了两重的涵义。首先，现在是一个大众传媒时代。无论是各种小报、手机短信还是电视、计算机互联网，社会文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丰富形式传播。文学就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之中运行。换句话说，当今的文学生产必须考虑如何与诸种社会文化的竞争、合作以及各种复杂的互动。其次，文学自身的传播媒介很大程度地决定了文学的特征。竹简之上的语言风格肯定异于印刷时代。古典诗词的音乐性显然与口头传唱有关。报纸副刊的出现如何影响了散文随笔？影像符号的出现对于长篇小说的描写产生了何种压力？这些题目都必须保存于批评家的意识之中。
——南帆(载《上海文学》2008年第5期)
如果我是语文教师
如果我是语文教师，我会注意培养学生对书籍的兴趣，鼓励他们多读好书，多读好的文学作品。所谓多，就要有一定的阅读量，比如说每个学期至少读三本好书。如果我是语文教师，我会鼓励学生写日记。写日记第一贵在坚持，养成习惯，第二贵在真实，有内容。
我主要就抓这两件事。所谓语文水平，无非就是这两样东西，一是阅读的兴趣和能力，二是写作的兴趣和能力。……总之，我要让学生知道，上我的语文课，无论阅读还是写作，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真实感受和独立见解。
——周国平(载《人民日报》2008年4月29日)
写一部“华语电影史”
传统的“中国电影”概念，已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一个海内外华人电影研究者都接受的关于三地电影的共同命名还没有出现；无论是“中文电影”还是“华语电影”，都是一个从语言、文化出发的理念，它们有意识地规避三地社会的政治歧见，重新划定中国电影的文化疆界，对中国电影的主体性构建提出新的要求:中国电影应该以同一种语言和身份与世界对话。
——陈犀禾、刘宇清(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
先锋话剧的新病灶
对技巧的把玩使得一部分导演醉心于自娱，另一部分则转向了媚俗，在市场化要求下，将创作变成了制作。因此，虽不乏个别继续追求人文精神者，但总体看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剧坛呈现出这样一种倾向:话剧或者越来越成为导演的自说自话，或者成为观众感官上的娱乐与消闲品。
如果一味放弃冷静的思考，回避痛苦的灵魂挣扎，而只是在物质和技术表面轻飘飘地滑行、舞蹈，那么我们时代精神失落的悲剧就难免以关于物质盛宴的喜剧上演。
——谷海慧(载《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罗银胜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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