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文化三维 傅雷被“捧高”了？ 2008-06-13 作者：李景端     ■李景端     ●曾经听到一种声音:“现在把傳雷捧得太高了”。我把傳雷与“五四”以来我国在俄语、英语、日语、德语等主要语种富有成就的翻译家做了比较，深深感到，就为文、为事、为人综合而言，译界尚无人能出傳雷之右。     ●傅雷是以他一生的实践，赢得了人们心目中崇高的地位。他本来就在高处，我们现在做的，只是测量一下他的高度，解读这个高度的内涵以及它对后人的影响，所以何来“捧高”之说？     李景端:《译林》杂志创办人，曾任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著有《波涛上的足迹》《心曲浪花》《如沐清风》等。     为了纪念著名翻译家傳雷先生百年诞辰，前不久在北京、南京先后举办了“傳雷图片展”、“傳雷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傅聪钢琴独奏会”等纪念活动。傳雷在世只有短暂的58年，在他逝世42年之后，人们何以还如此深情地怀念他？傳雷一生翻译的成就，当然是一宗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更令人崇敬和怀念的，还有他身上那可贵的“傳雷精神”。     纵观古今文学翻译史，如果说，林纾是我国近代首开文学翻译先河的一座里程碑，那么，傳雷就是我国现代文学翻译史的又一座里程碑。曾经听到一种声音:“现在把傳雷捧得太高了”。对此，我认真做了思考。我把傳雷与“五四”以来我国在俄语、英语、日语、德语等主要语种富有成就的翻译家做了比较，深深感到，就为文、为事、为人综合而言，译界尚无人能出傳雷之右。傳雷作为现代译界的一座丰碑，当之无愧。我的根据是:     一、译著丰厚。傳雷译著多达43种、500多万字，累计发行量超过千万册。中国读者正是得益于傳雷的译笔，领略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法国名家的旷世名著。尤其在新中国成立的早期，在当时“一边倒”主要翻译出版俄苏文学的环境下，傅译法国文学译作的出现，使得中国读者在单调的翻译图书市场中，难得闻到了一点多元文化的气息，或多或少接受到了世界优秀文化的熏陶。从世界文学佳作得以在中国传播来讲，傳雷功不可没。     二、提出独特翻译理论。傅雷以自己特有的美术家眼光，认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强调两种文字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主张“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作为译文的美学要求。傳雷的翻译观，使他的译文形成了独特的翻译风格，以至被译界誉为“傳雷体华文语言”。     三、翻译质量精益求精。据傅敏的回忆，傳雷是位完美主义者，“随便什么事，一到他手里，都要做得好上加好”，对翻译质量更是如此。前两年，有位作家曾在报上对傳雷的翻译质量提出批评，随后法文专家许钧教授立即撰文为傳雷澄淸。对傅译质量的评价，还可列举以下的事实:五十年代法文翻译家罗新璋，曾把傳雷的译文与法文逐段对照抄写，在当时傅雷已译的247.8万字中，他对照抄写了254.8万字，结论是:忠实、贴切，又不拘一格。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委托罗新璋校订傳雷翻译的《幻灭》，全书50万字，罗只发现有一句不够理想。法国驻上海总领馆官员卢逸凡(IvanRuviditch)中文很好，近日他在南京“傳雷与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发言说，他对照了傳译《老实人》的中法文本，巴尔扎克原来使用的是较古的法文，傳雷则用中国读者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翻译，收到很好效果，表明傳雷的翻译是成功的。     联想到前几年刮过一股“抓前人辫子”之风，鲁迅、郭沫若、钱钟书等名家都受到批评，而杨绛译的《堂吉诃德》，甚至被人贬作“反面教材”，这显然是不可取的。其实基于两种文化的差异，任何翻译家都很难做到译文百分之百无误。何况傳雷自己发现在《贝姨》中误把蓝衣译为绿衣后，就连忙在《高老头》重译本的序言中做了自我批评。由此我认为，即使傳雷译作中存在某些瑕疵，那也无损对傳雷所作巨大翻译贡献的评价。     四、自觉恪守译德。傳雷事事追求完美，是基于他高度负责的职业道德。对待译书，他首先选材慎重，只译自己熟悉的文学，绝不像现在有些人，只要给稿费，文学、社科、少儿、科技书样样都敢接。更可贵的是，傳雷对译书的高度责任感。他翻译前，“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为译好巴尔扎克作品，他托法国朋友买来一大批巴尔扎克研究材料，并做了大量笔记，以至睡觉“都做巴尔扎克的梦”。译《幻灭》时他已53岁，仍苦练基本功，先是把750余页法文中1100多个生词挑出来，每天发狠溫习三四百个。为译好《高老头》中的土语，他特意买来厚达几千页的《国语词典》，潜心研究南北方言的差别，就这样全书重译三遍才交稿。连已被公认为优秀译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傳雷自己仍不满意，以至“后来连看都不敢看”，甚至要把第一次的译本烧掉。反观时下有些译者，对原作者和读者都极不负责，不懂就跳译、猜译、瞎译，甚至还有“半吊子”的译者，鼓吹用什么“译写”来代替严谨的翻译，实际上是给乱译找借口，而且已经侵权了还不知道。这些都与傳雷译书一丝不苟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五、坚持原则的崇高气节。傳雷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始终坚持做人的正确原则。这种高度原则性，一是表现在，为人正直，“好管闲事”。只要他认为正义的好事，困难再大也拼全力去做。最典型的事例，就是1943年11日19日，他在上海策划、举办了“黄宾虹八十书画展”。当年比黄宾虹小45岁的傳雷，就是凭着一股助人的热情，一手办成了载入中国美术史的这桩盛举。二是表现在，坦荡率直，敢讲真话。1954年8月16至25日，文化部沈雁冰部长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翻译工作会议”。傳雷并未参加，但他出于责任心，主动向会议提交了万言书，列举文学翻译中种种错译或不当。后来有人对其提出疑问，他能很快指出错在哪本书哪一页哪一段，原来他平时非常关心市场出现的译作，所提材料都有根有据。像傅雷那样不随风倒，不怕得罪人，敢讲真话，这种勇气实在可敬。笫三，傅雷最难能可贵的品质表现在，为维护原则和尊严，压力再大也绝不妥协。当向他宣布“右派”摘帽时，他不接受，声称自己本来就不是“右派”。正是这种秉烈的气节，终于使他在“文革”初期，不惜以夫妇性命的代价以明心迹。尽管我们不赞成傅雷这样做，但对他这种嫉恶如仇的心态，在惋惜之余只有崇敬。     综上所述，傅雷是以他一生的实践，赢得了人们心目中崇高的地位。他本来就在高处，我们现在做的，只是测量一下他的高度，解读这个高度的内涵以及它对后人的影响，所以何来“捧高”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