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诺奇克对罗尔斯的回应 |
| 2008-06-20 作者：姚大志 |
——谈《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
■姚大志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 ［美］罗伯特·诺奇克著 姚大志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71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JohnRawls)发表了他的著作《正义论》。这本巨著的出版很快使政治哲学变成众人关注的焦点，在较短的时期内，出现了一大批政治哲学文献来回应罗尔斯。在这些政治哲学的文献中，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是诺奇克(Robert Nozick)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
诺奇克1938年11月16日出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1974年，他发表了《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并于1975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后来诺奇克又出版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但其影响都无法超越《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1998年，诺奇克被提名为大学教授，这在哈佛是极大的学术荣誉。2002年1月23日，诺奇克病逝于麻省剑桥。
罗尔斯和诺奇克是西方当代最重要的两位政治哲学家，《正义论》和《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是对当代政治哲学影响最大的两部经典。两者同为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但是其观点却是对立的。罗尔斯是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诺奇克属于极端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如果说解读罗尔斯的关键词是正义，那么解读诺奇克的关键词则是权利。对罗尔斯而言，正义意味着平等，任何不平等都是应该而且能够加以纠正的。诺奇克则认为，正义意味着权利，而权利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自由与平等是最重要的两种政治价值，而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在当代自由主义中，罗尔斯靠近平等的一端，诺奇克靠近自由的一端，其他自由主义理论家通常只能在两者之间寻找自己的理论位置。
自由主义与权利
维护人的权利是自由主义的传统，从洛克到罗尔斯的自由主义者都承认权利的重要性。诺奇克与其他自由主义理论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仅使权利成为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赋予权利以至高无上的意义，而且把自由主义奠基在权利理论之上。诺奇克建立了一种以权利理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并且使权利话语在当代政治哲学讨论中处于霸权地位。
对于罗尔斯，正义原则是在先的东西，是确定社会基本结构的东西，而权利(以及义务)的分配则是由社会基本结构规定的。关于正义的命题都必须建立在两个正义原则的基础之上，都是由两个正义原则推论出来的。对于诺奇克，权利是在先的东西，是确定不移的东西，是已有明确归属的东西，无论是他人、群体或国家都不能加以侵犯。关于正义的任何命题都必须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之上，都必须纳入权利的话语体系。
罗尔斯赋予正义原则以首要性，试图从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上解决历史延续下来并存在于现实中的不平等，而解决分配正义问题的方式是再分配。诺奇克强调权利的首要性，认为由再分配所维持的平等将不可避免地侵犯个人权利，从而主张一种功能最少、权力最小的国家。诺奇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的“前言”里便开宗明义:个人拥有权利，有些事情是任何人或任何群体都不能对他们做的，否则就会侵犯他们的权利。
诺奇克所坚决捍卫的权利是指个人所拥有的各种具体权利，特别是指洛克所说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诺奇克主张每一个人都毫无疑问地拥有这些权利，而且这些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需要指出，这些权利仅仅具有否定的意义。例如，一个无家可归者具有生命权，为此他需要食物和住房。那么他是不是有权可以强行要求任何一个有多余食物和住房的人为他提供食物和住房呢？对于诺奇克来说，不是这样的，人们没有这种强行的权利。那么他是否有权要求国家给他提供食物和住房呢？在诺奇克看来，他也没有这个权利，国家可以对他的这种要求无动于衷。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拥有的仅仅是不受伤害和不被干涉的权利。就此而言，个人对于自己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
上面无家可归者的例子表明，人们的权利之间存在着冲突。当一个穷人的生命权同一个富人的财产权之间发生了冲突的时候，而且这个穷人由于缺乏食物和住房面临饿死和冻死的危险，为什么他没有权利强行要求这个富人为他提供食物和住房呢？诺奇克认为，因为存在着一种对人的行为的道德约束。他把这种道德约束称为“边界约束”(sideconstraints)。
对于诺奇克式的自由主义来说，个人是惟一的实体，个人的生命和存在具有不可超越的价值，而社会或国家既不是实体，也没有生命。所以，要求为了国家或社会的利益而牺牲某些个人的利益，实质上这是为了一些人的利益而牺牲另一些人的利益。
资格理论
诺奇克为自己设立了两个靶子。一个靶子是无政府主义。通过反驳无政府主义，展示国家的产生和存在无需侵犯任何人的权利，诺奇克证明“最低限度的国家”是合法的和正当的。所谓“最低限度的国家”就是管事最少的国家，其基本功能是保护人们安全和强制履行契约。另一个靶子是罗尔斯。通过对他的批评，诺奇克试图表明任何比“最低限度的国家”功能更多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侵犯人们的权利，从而失去道德根据。前一个靶子是虚的，今天西方社会几乎无人在理论和实践上认真坚持无政府主义。后一个靶子是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各国普遍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各种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理论(如“福利经济学”和“正义理论”等)的兴起，都在理论和实践上不约而同地扩大着国家的功能。
国家功能的扩大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方面，特别表现于罗尔斯所说的“分配正义”之中。罗尔斯认为，任何初次分配都必定是非常不平等的，而非常不平等的分配则是不正义的，所以需要国家通过再分配来改变初次分配的不平等，来改善那些社会处境最差者，以达到更大程度的平等。
诺奇克反对“分配正义”的观念。在他看来，“分配”一词意味着由一种社会制度按照某些原则来集中地提供某些东西，但是，在西方社会中，没有任何集中的分配，没有任何人或群体有权控制所有的资源，并共同决定如何将它们分发出去。诺奇克认为，在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中，任何决定都是分别做出的，生产、交换和资源的控制是由不同的人分散进行的，所有人的合力形成了总的结果。这里没有统一意志、统一目的和统一结果。分配在市场资本主义里没有任何位置，也不是自由主义的应有之义。
“分配正义”的关键是“再分配”，而“再分配”的实质是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将一部分资源转移给社会处境最差者。这是一种倾向于社会底层群体的理论。诺奇克批评这种理论不是中立的:分配正义只考虑接受者的利益，而没有考虑给予者的利益；只关心财富往哪里去，而不关心财富从哪里来；只维护天赋较低者的权益，而没有维护天赋较高者的权益；只把处境最差者当作目的，而将处境更好者当作手段。
诺奇克与罗尔斯
罗尔斯和诺奇克是当代自由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他们之间的分歧支配了西方政治哲学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发展，确定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主线。他们都是名符其实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则是共同的。
但是，他们给人印象深刻的不是共同点，而是不同点。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尽管诺奇克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或明显或隐含地以罗尔斯为靶子，然而还是单独辟出一节专门批评罗尔斯。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不仅在理论上是一部经典，而且它所表达出来的政治哲学为20世纪80年代西方各国的保守主义转向提供了思想基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各国开始朝福利国家的目标前进。一直到60年代末，西方各国经历了一段辉煌的社会发展时期。罗尔斯的《正义论》是这一历史时代的完美的哲学表达。到了80年代，以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首相的上台为标志，西方的政治思想潮流发生了变化，保守主义开始流行。这种保守主义也是一种自由主义，即洛克式的古典自由主义，而诺奇克的极端自由主义是这种政治潮流的思想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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