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能觅到人与自然和谐的药方吗？ |
| 2009-10-09 作者：丁帆 |
■丁帆
《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英］基思·托马斯著 译林出版社出版
其实，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冲突自乡村与城市的对立就开始了，换言之，在五百年前的工业文明萌动的前期就注定了两者间不可调和的命运前途。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基思·托马斯的论著《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虽然只是描述了16世纪到19世纪这三百年间的生态观念史，但是也足以使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种种文化弊端。在这本皇皇巨著中，就连作者本人都陷入了深深的价值悖论之中而难以自拔。因此，我就联想到近些年来在我国风靡一时的生态文化和文学热潮中，那些所谓的生态文化与文学的专家们竟敢随意武断地下定论的癖好是否会在此书作者面前汗颜的问题。殊不知，在悖论之下，一旦武断，就可能掉进伪命题的陷阱之中。
一谈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必定就要触及到两种价值观的抉择:是人类中心主义，抑或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似乎没有第三种选择的可能性。但是观念史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之中，人类的选择是可以有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的。这也就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而不得其解的问题，然而，这本书使我茅塞顿开——难道我们不能跳出道德和宗教的藩篱，从一个科学的层面去解决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吗？托马斯一方面站在宗教与道德的立场上抨击了人类屠戮动物和掠杀植物的罪行；另一方面又慨叹“人类优于动物界、植物界，这毕竟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前提条件”。此书从人类优越性的神学基础入手，对圣经故事中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质疑。但是，又有谁能够抵挡得住许多人类中心主义论者的理论冲击与诱惑呢，尤其是弗朗西斯·培根的沉思:“如果我们注意终极因由，人类可以被看作世界中心，因为如果把人类从这个世界抽取出去，余下的就会乱套，漫无目的。”是的，你可以怜悯和同情一切动物与植物，可是你能指望－们和它们来主宰这个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吗？！但是，为什么人文学者都要谴责人类的屠戮与掠杀呢？那是人类需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完善自己，尤其是那些带有理想主义抱负的浪漫主义作家们是那么虔诚地讴歌大自然，这在托马斯的笔下得到了最准确的提升与放大。亦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本书还大量使用文学资料，时下在历史学家中间不太流行，但是我并不后悔。把想象的文学当作历史资料尽管存在着种种弊端，但是如果我们要深入人类(至少是比较善于表达的那部分人群)的情感和思想之中，文学是最好的向导。”于是，玛格丽特·卡文迪什、休谟、让·雅克·卢梭、乔叟、蒙田、彭斯、华兹华斯、德雷顿、莫里斯、考珀、詹姆士·舍利、约翰·爱德华兹……这些作家诗意的表达似乎又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拷问。如果用人类的那个造物等级的名言:“人类高于野兽，低于天使”去检视人类的“罪行”，去设置成立这个人类自我中心的命题的话，我们还需要道德吗？而我们一旦获得了道德的满足，却就又会离世界(不仅仅是人类)的科学发展渐行渐远。这就是世界发展的悖论，我们遇到的是哈姆雷特式的难题:“是生还是死”的艰难选择。
于是，试图给出答案的基思·托马斯在最后一章的第6章中描述的仍然是“人类的两难处境”，这四个悖论击中了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难以和谐共处的要害:“要城镇还是要乡村？”“要耕耘还是要荒野？”“要征服还是要保护？”“要杀生还是要慈悲？”虽然这是在描述16世纪至19世纪的人类面临的文化和文明难题，如今仍然是摆在人类面前难以逾越的文化与文明障碍。诚然，我们可以指责基思·托马斯的四个两难命题不在同一逻辑层面上，但是他提出的问题是尖锐而带时代性的。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无可奈何的尴尬面影——在此书的最后“结语”(我注意到了作者没有用“结论”一词的用心)中，作者是没有能力给出标准答案来的，所以他只能喟叹:“因此，新感性与人类社会物质基础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妥协与掩饰交织在一起一直阻碍着矛盾的彻底解决。但是，人们不可能彻底逃避这个问题。它注定还会发生。可以说这是现代文明基本的矛盾之一。至于最终后果，我们只能推测。”
托马斯不敢妄加评论，甚至连推测都不敢，足见他对人类面临的这一巨大悖论的恐惧与谨慎。所以才触发我从另一个科学的层面，视其在不同时空中的特殊性做出合理的判断的思考。我希望各位生态文化和文学的研究者也能够从此书中窥见到一个学者的严谨治学态度。
我们不能站在人类的巅峰看世界，我们也不能站在生物的谷底看天下。只有获得更多的观察角度，我们才有权力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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