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植芳的人品最好！” |
| 2008-07-04 作者：王春瑜 |
■王春瑜
1998年9月29日下午，我在上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发言后，即去衡山宾馆，拜访王元化先生。电影导演彭小莲也在座。元化先生谈话的内容很广泛，对钱伟长、钱钟书、金庸等，都有尖锐的批评。他忽然说到贾植芳先生，感叹一声说:“胡风这帮人中，他的人品最好！”并以他的某老友、也是难友婚事为例，说贾植芳先生曾对他说:“元化，我们怎么能干这种事！你能这么干吗？我能这么干吗？”我问小莲这位老先生的年轻夫人今年多大岁数了？她说:“比我小多了，才三十多岁。我今年已四十六岁了！”元化先生听了一惊，说:“小莲，我还以为你已五十岁了呢。”文坛不少人都熟悉这桩婚事。虽说这是他俩的私事，但是，作为文坛名流，二者年龄相差几十岁，难免不被人议论。贾老的激愤，被王老首肯，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老对人生的严肃态度。八十年代，史学界也曾有过类似新闻，因女方与我同在一个单位，她发喜糖后，所内有位女孩立即打电话给我，当奇闻相告，并问我感想，我说:“此老英雄也！深受鼓舞。”女孩听了哈哈大笑。平心而论，对比贾植芳老前辈，我对这类事的评价，未免太不严肃、认真。元化先生与贾老相知甚深，对他的人品，作出那样高的评价，应当说是实至名归，恰如其分。事实上，在文学界，有谁不知道贾植芳先生是用一生把人字写得特别端正呢？贾植芳先生一生正直，臧否人物，旗帜鲜明，包括所谓大人物。1996年5月19日下午，我去复旦大学第9宿舍探望贾植芳先生。二年未见，他依然神清气爽，思维敏捷。他说“汉奸比日本人更坏。要是没有那么多无耻的汉奸，抗战何需八年！”说起郭沫若，他问我:“你见过他吗？”我说:“他曾兼任历史研究所所长，但我去历史所很晚，没见过他。不过，‘文革’初的1966年国庆，我参加游行队伍，在上海人民广场，远远地看到郭沫若在主席台上演说，挥舞手臂，鼓动‘要把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插遍整个宇宙！’”贾老冷笑一声，说:“1936年夏天我在东京就见过郭沫若，他就是鲁迅说的‘才子加流氓’。抗战后回国，见蒋介石，立刻就写一篇文章，吹捧蒋，现在郭沫若全集里不收此文。反胡风时，毛泽东开始也只是说胡风小集团，而郭沫若的文章却说对胡风集团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并忍不住骂了五个字的国骂。事后我将贾老的国骂告诉彭小莲，这位洋博士听后不禁哈哈大笑。后来我与好友散文家柳萌兄聊起此事，他也是反胡风事件的受害者。他说贾老说的是事实。说起巴金，他说:“巴金当年向施蛰存投稿，施蛰存现在的住房还不如我，一间房既是书室，又是卧室。”并说:“德、才、识，德很重要，我很看重做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什么都为。”贾老的做人原则，真是字字千钧，掷地作金石声。走笔至此，我不禁想起在另一个场合聊天时，他对丘东平的评价。当然，他知道丘东平是抗日烈士。他说:“我在东京时就认识丘东平。此人待人处事，太差劲。他要是活到解放以后，很可能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丘东平从东京回上海后，没工作，无处安身，便写信给陈望道，请他帮忙，陈望道很热情，让他住在自家的亭子间里，分文不收。可是住了几个月，丘东平给陈望道留下一封信，不辞而别。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怎样感谢你。很想在你脸上吐几口吐沫！’”贾先生说:“这种行径，跟流氓有什么两样？”显然，贾先生从不为尊者讳。
贾先生虽名重当世，对学生、后辈、甚至是素不相识的来访者，都赤诚相待，他谈吐幽默，娓娓道来，听者如沐春风。1996年夏，我在复旦大学第10宿舍门口的书店里遇见贾先生、任敏师母、他们的女儿贾英小姐。我向贾先生请安，并送他一本我在成都出版的杂文集《牛屋杂俎》，他一看封面就笑了。我想，“牛屋”二字，他一定心领神会。他们一家人都邀我去作客。次日我去拜访，聚谈甚欢。他说，当年去东京时，日本小店老板娘夸他日本话说得真标准，其实他说的是标准北京话。又说，去年他的哥哥贾芝来看他，送他一件红夹克衫，他很不高兴，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被捕时，就说他披着红色外衣，干反革命勾当，后来他将这件衣服送给学生李辉了。他又谈到复旦校园里那座名人塑像。说:“你看他双手背在后面，拿着帽子，谁不听话，随时就给他扣上！”我听后大笑。但笑定思痛，贾先生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后，受了多少苦难！我在“文革”中期被“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近七年之久，饱受凌辱，惨痛历史岂能忘却！他叙述由人变“牛”后的世情冷暖。昔日的同事、弟子，有的投井下石，惟恐下手太迟、太轻，路遇时，有的怒目而视，有的装着视而不见，而谭其骧教授，遇到他时，只要周围无人，总要关切地说一声:“老贾，多保重啊！”他很怀念谭先生。我也向贾先生说起我在“牛棚”的经历。当时我还年轻，比起贾先生来，实在是后生小辈了。贾先生送我一本《契诃夫手记》，签上名，却称我为“贤弟”，真是愧不敢当也。我的书斋名“老牛堂”，有闲章一方，镌“老牛”二字。我与贾先生合影时，他要我与他并坐，我说你是老师，我是学生，我坚持站在他和任敏师母的身后。合影后，我开玩笑说:“贾老，明年是我的本命年，到时候我会写篇文章，连同这张照片，一起发表。照片下面的说明是:老牛与牛老前辈。您看行吗？”他听后大笑，说“行，行！”次年——也就是牛年，我忙来忙去，直到下半年，赶紧写了篇《牛年逝水》的散文，连同我与贾先生、任师母的合影，并在照片下写了一行字:老牛与牛老前辈，刊于北京的《生活时报》。我将此文的剪报及后来编入集中的《漂泊古今天地间》，先后都寄给了贾先生，想来他看后当不禁莞尔。
1996年夏，本文作者与贾植芳(右一)夫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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