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禁书：图书馆的影子 |
| 2008-08-29 作者： |
继《阅读史》之后，《夜晚的书斋》(［加拿大］阿尔贝托·曼古埃尔著，杨传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生动讲述了书斋或图书馆在人类文明中的重要作用。这里有已消逝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有诗人兼建筑家米开朗基罗的纪念碑式的图书馆，有慈善家卡内基建立的图书馆，有监狱里囚犯的口头“回忆图书馆”，还有文学家的书斋，可谓轶事连篇，扣人心弦。
读什么书，永远与禁止读什么书平行发展
我们梦想见到一个大家都参与创建而不属于任何人的文学图书馆，梦想见到能够神秘地为宇宙带来秩序的永恒图书馆，然而我们都知道:只要选择了一种秩序，只要对想象进行了分类编目，那就会产生蛮横无理的等级制度，就会产生排斥。每一所图书馆都具有排斥性，因为不论它的选择如何宽广，它都会以品味、知识、时间、空间为理由，将数不清的图书遗弃在围墙之外。每一所图书馆都有一个黑色的鬼魂，每一种秩序出现之后，就会同时出现它所缺少的“影子图书馆”。埃斯库罗斯写了90出剧，传到我们手中的只有7种；欧里庇得斯的80多出剧，我们只见到18种，作者存疑的《瑞索斯》也算在其中；索福克勒斯的120出剧，只留下了7种。
如果每所图书馆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它的读者群的映像，那么，它也同时反映了不是它的读者的那些人。然而，即使在最严格的限制下，选出来的图书也比分类标签广一些。喜欢探索的读者会在最保险、把守最严的地方发现危险(可能有益，也可能有害)。我们的错误也许是把图书馆看成一个无所不包的中立的场所。美国诗人阿奇博德·麦克里希当过国会图书馆馆长，他写道:“图书保管人，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是不可能中立的。”图书馆既包容，也排斥，它是经过选择才产生的结果，必然在范围上是有限的。每一种选择都排除了未被选择的东西。读什么书，永远与禁止读什么书平行发展。
这种寓禁于选的做法从我们所知的最早图书馆——公元前3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图书馆就开始了。然而，许多看似无害的书名往往骗过了图书馆长严厉的眼睛。我还记得，在图书馆读者的窃窃私语中，洛尔加的《吉卜赛民谣集》被翻到“不忠实的新娘”那一首；《拉皮条的女人》被翻到妓院的一段场景；科塔萨尔的《彩票》被翻到青年小伙子被坏水手引诱那一章。这些被禁阅的书籍怎么混进审查严格的图书馆来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也想知道，它还会在图书馆内呆多久才会被馆长发现。就在馆长的鼻子下面，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受到腐蚀，读到这些坏书，却也弥补了长久的缺陷。
甚至那些监管最严格的图书馆，都藏有暗中鼓动叛乱的图书，逃过了管理者的眼睛。约瑟夫·布罗茨基在靠近北极的俄国集中营当过囚犯，“在北方度过刑期”时，读到奥登的诗。诗歌加强了他藐视牢狱的决心，使他为了看到自由而努力生活下去。哈罗尔多·孔提上世纪70年代在阿根廷军事监狱中受难，狱吏允许他携带狄更斯小说，他从阅读中得到安慰。作家瓦尔兰姆·恰拉莫夫因为“反革命活动”被斯大林送到科雷马金矿去做工，监狱的图书馆本身就是一个金矿，“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它逃过了所有俄罗斯图书馆遭受的无数审查和清洗”。恰拉莫夫在破烂的书架上意外发现了许多财富，如布尔加科夫的著作，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等。他说:“似乎监狱当局希望给囚犯一点安慰，让他们忘掉前面要走的长路，忘掉等待他们的大灾大难。似乎监狱当局在想，这些人反正完蛋了，何必管他们读些什么呢？”
有的时候，那些把守图书馆大门的人草木皆兵，别人不觉得危险的地方他们也认为危险。上世纪70年代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军政权清查“颠覆分子”的时候，任何人藏有“可疑”书籍都要遭到逮捕，不经起诉就被关押起来。所谓“可疑”书籍包括聂鲁达和纳齐姆·希克梅特的诗篇(他们是共产党)，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他们是俄国人)，还有书名含有危险字眼的书，例如司汤达的《红与黑》，或者16世纪的日本经典《好色一代男》等。为了害怕警察突击搜查，很多人把藏书送到卫生间生火烧掉。管道修理工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时之间许多马桶都破了(烧纸把瓷烧裂了)。小说家日尔曼·加西亚有一句话:“他的孩子见过他烧书。”他用这话来形容遭受刑讯、驱逐和危害的整整一代人。
每个图书馆都有一个被禁止被遗忘的孪生影子
掌权的人禁书，其动机也颇为奇怪。皮诺切特将军把《堂·吉诃德》从智利的图书馆清除掉，闹得人人皆知，就是因为他在书中读到有些话为拒绝遵守政府法令申述理由。几年前日本的文部大臣反对《木偶奇遇记》，因为书中有一段描写猫儿装瞎子、狐狸装跛子，他觉得有辱于残疾人的形象。2003年3月，大主教约瑟夫·拉辛格，也就是后来的教皇本尼迪特十六世，发表意见说，《哈利·波特》故事“严重扭曲了基督教精神，不利于灵魂的正常成长”。还有一些禁止各类书籍的奇奇怪怪的理由，说《绿野仙踪》是“异教信仰的温床”，说《麦田守望者》描写了“危险的少年典型”等等。用威廉·布莱克的话来形容:两个人日夜读《圣经》，我说是白，你说是黑。
我说过，每个图书馆的存在本身，就招来一个被禁止被遗忘的孪生影子，那是个看不见的图书馆，由于品质、题材、体积种种理由，它被认为不适宜在同一个屋顶下生存，因此被消灭了。
16世纪末，严峻的耶稣会教士雅各布·格雷泽发表文章为查禁图书辩解，标题十分鲜明:《论删禁、消灭异教有毒书籍之法律与风俗》。格雷泽学识渊博，因此，1612年当《禁书索引》在马德里编纂时，他被天主教会任命为顾问。他以同样渊博的学问来证明，查禁图书是古往今来所有民族共同的行为。这个不光彩的世系开始于原始的异教徒，他们焚毁了西塞罗的论文《论神性》，因为此文有一神论的倾向。此后又讲述了路德、加尔文信徒烧书的事。假如格雷泽有洞见未来的能力，他一定会加上被纳粹分子送上火堆的“堕落的”书籍，被斯大林判定为“资产阶级的”书籍，被参议员麦卡锡斥责为“共产主义的”书籍，等等。格雷泽的著作实际上是未被承认的史书，记载了从书架缝隙中悄悄说话的巨大藏书的历史。
我过去提到一个传说，责备阿慕尔·伊本·阿斯根据哈里发奥马尔一世指示烧掉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书。奥马尔的回答值得在此全文引用，因为它表达了古今一切烧书者共同的奇怪逻辑。他表示同意，说道:“如果这些书的内容与圣经相合，那就重复过时了。如果不相合，那就没有益处了。不论是哪一种，都应该付之一炬。”奥马尔的话有点刺耳，但是他确实道出了一个事实——书是流动变化的。正是因为如此，没有一个图书馆和它创建时是一模一样的。图书馆的命运往往不决定于它的创建者所赋予的优点，而决定于它的破坏者所强加的种种罪过和缺点。
美洲本土的文献就遭受了这样的厄运，几乎没有任何东西留传给我们。在墨西哥，特别是在中美洲，哥伦布以前各族人民的大量图书档案都被欧洲人有计划地毁灭了，为的是剥夺这些人的身份证明，也为了强迫他们皈依天主教。
毁灭哥伦布之前的图书，说明了这些掌权人物惧怕文字的颠覆力量。有时，他们甚至认为烧毁书籍还不够。图书馆本身不仅树立权力的威信，也质疑权力的威信。作为历史的宝藏，未来的源泉，困难时期的指导，古今权威的象征，图书馆的书籍不仅仅是它内容的综合，而且从有文字开始就被认为是一种威胁。一所图书馆为什么被毁坏并不重要。每一次查禁、删除、粉碎、抢劫、掠夺都会产生(至少以鬼魂的形式)一个更清晰、更响亮、更持久的被查禁、被删除、被粉碎、被抢劫、被掠夺的图书馆。这些书也许再也无法找出来查阅，也许只存在于读者模糊记忆里，存在于传说故事更加模糊的记载中，但是它获得了某种永生。公元1世纪的塔西佗写道:“我们蔑视那些盲目愚笨的人，他们以为靠一次粗暴的行为就能够消灭后代的回忆。事实上，这种判决反而增加了他们想压制的高贵人物的威望。那些外来统治者或使用暴力的人们什么也得不到，只得到他们自己的耻辱和他们敌手的永久声誉。”
不允许存在的图书馆远远多于我们今天能够访问的图书馆
已经消失或从来不允许存在的图书馆，在数量上远远多于我们今天能够访问的图书馆。它们形成了一串循环不断的链接，我们大家都因此受到谴责。在奥马尔发表烧书宏论的350年后，科尔多瓦的摩尔摄政王，恶名昭著的阿比－阿米尔·曼苏尔把他的先辈收集在安达卢西亚图书馆的稀有科学、哲学著作付之一炬。西班牙的历史学家萨义德似乎想回答多年前奥马尔的无情论断，他感慨地说:“这些科学遭受老年人的歧视和掌权者的批评。研究这些科学的人被控为异端邪说者，凡是有知识的人只好三缄其口，躲藏起来，秘密保存他们的知识，等待一个比较开明的时代。”这个时代等到现在还没有来。500年后的1526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苏丹苏来曼二世率领下进入布达城，放火烧掉了匈牙利国王马希亚斯·科维努斯在1471年创建的科维纳大图书馆。人称这图书馆是匈牙利王冠上的一颗明珠，它被焚毁是由于征服者想消灭被征服人民的文化。再过了300年，苏来曼的子孙又仿效他们的先辈，在1804年焚烧了开罗的法蒂玛图书馆，其中收藏了10万册宝贵的书卷。
我们的时代，政府查禁图书的方法不是那么猛烈，但仍然是有效的。1996年3月，法国文化部长菲利普·杜斯特－布拉兹不同意奥兰治市长的文化政策(市长是极右翼政客勒庞的同党)，下令对该市的市立图书馆进行调查。三个月后调查报告公布了，结论是奥兰治市图书馆在市长指示下撤出了一批书刊和杂志，其中包括勒庞及其党羽不赞同的书刊，批评勒庞的作者所写的书，还有一些外国文学作品(例如北非民间故事)，因为它们不属于真正的法国文化传统。
审查官员们都知道，读什么样的书造就什么样的人。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通过《爱国者法案》第215条，允许联邦调查局人员获取任何公共图书馆的出借记录以及任何私营书店的售书记录。“与传统的搜查证不同，此项权力并不要求官员具有犯罪的证据，也不需要向法院提供证据表明调查对象有犯罪嫌疑。图书馆职员不许告知被调查人他们正在接受调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一些图书馆屈从于官方压力，重新考虑了采购书籍的范围。
有的时候，决定图书馆命运的只是偶然的行为。1702年，学者阿尔尼·马格努松得知在丹麦统治下，冰岛的穷苦居民挨饿受冻，抢劫了本国古老的图书馆，把古代书籍的羊皮纸穿在身上当冬衣，其中就有保存了600多年的诗歌抄本《埃达斯》。丹麦国王腓特烈四世急忙命令马格努松航行到冰岛去挽救这批珍贵的文献。马格努松费了10年时间才从各个偷书人身上把书页剥下来，集中在一起运回丹麦，但书页已经做成衣服，穿脏了。这个抄本又仔细保存了14年，后来在一场火里烧成灰烬。
在如此变化不定的情况下，图书馆能存在下去吗？恐怕不容易。影像图书馆在技术上富有弹性，往往能躲过某些危险。由于电脑空间是没有限制的，因此就没有理由对阅读材料进行挑选。审查官也无法控制大多数读者，因为审查官局限在一个地方一个政权管理下，无法防止读者从某个遥远的、不受审查官掌控的地方调阅被查禁的材料。然而也应该注意，审查官也可以利用国际互联网为工具，在读者犯禁之后惩罚他。
尽管有危险，网上提供自由的事例是很多的。在伊朗，在伊斯兰教长的严厉统治下，学生们仍旧能在网上读到各种违禁的文学材料。在古巴，不同政见者通过互联网得知国际大赦组织和其他人权组织发表的报告。在罗得西亚，读者能打开电脑读被禁作家写的书籍。
甚至纸和油墨也能躲过死刑。索福克勒斯有一个剧作早已遗失:《阿基里斯之爱》经过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经过兵燹之灾，受到图书管理员的排斥(也许他们认为质量不佳，不感兴趣)，现在已经片页不存。但是，剧作中的一句话居然奇迹般留传下来了。汤姆·斯多帕写了一个剧本《爱的发明》，他让剧中的一个角色讲了一段话:“在马其顿，在黑暗的中世纪，一个人借着古典时代的微光从古书上抄下一句话给他的儿子(名叫塞普提缪斯)。这样，我们才知道《阿基里斯之爱》中有一句话:爱就像孩子手中握着的一块冰。”我相信，书籍能够度过灾难而生存下来，这个微薄的证明一定会使烧书者梦魂不安。
美国印第安纳州华沙市，烧书场面
描绘纳粹德国烧书的现代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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